国政系成立60周年征稿，班主任王联老师给我发信息让写个纪念稿，让我倍感压力。因为我只是一个幸运考上北大国关普通学生，按照网络流行词，就是“小镇做题家”。在国关期间我即是存在感很低的路人甲，毕业后也在干着和专业不是很相关的工作，可以说就是一个普通人，实在无甚耀眼的回忆。

　　但王老师之邀必须重视，而且距离入校已经30年，借此机会回忆一下我的国关求学经历，也算是一个时代记忆的保存吧。因此不管记忆如何单薄，经历如何平淡，还是勉力写下自己的国关学院记忆，以作为对20世纪90年代国关的一个侧记。

一、响当当的“92国政”

　　说起来，我所在的国政系本科92级也算是一时风云，我们是北大最后一届接受一年军训的年级，我们班在97年毕业时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班级的称号。当时的我完全不以为意，直到我后来碰到一位91级中文系师兄说起这件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班已经全国闻名了，而我也是其中一员。事后归因起来，得此殊荣当与一起同过窗且一起扛过枪的双料加持有关。现在再看，后来我所在的研究生99级也是一个优秀的群体，其中有现在在国关学院任教的归泳涛和汪卫华，还有曾经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何祥武，现在也是武汉大学教授了。

1992—1993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后排右三为作者，摄于1992年9月。

　　但是，和这些优秀同学相比，我之所以能上国关学院，主要是身为小镇做题家掌握了一些考试技巧的缘故，高考幸运地被提前录取到北大国关学院（当时还叫国政系）。那位北大中文系91级师兄就经常调侃说我们学的是“屠龙之术”。确实，我在国关读了本科四年加研究生三年，结果毕业之时发现很难找到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在离开学校的日子里我也曾不断盘问自己：“一个小镇做题家上国关学院学习屠龙之术，究竟有何用？”

　　但在校期间，这个问题并未对我造成太大困扰。恰巧正是因为身处国关学院这几年，有了经历各种大阵仗的机会，如1993年申奥失利，我们作为学生代表到机场迎接铩羽而归到申奥代表团；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同学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庆典；1999年澳门回归以及2000年申奥成功，也一起在学一食堂见证了这些历史时刻。这是作为北大国关人，觉得与国家社会、宏大叙事之间感觉距离最近的时刻。但是，这些宏大叙事在我的求学生活中如过眼烟云，记忆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在国关学院学习生活期间的点滴小事。

二、有趣的国关学院

　　首先感受到的是，国关学院的确是个有趣的所在，比如我们刚入校不久，就参加了在勺园网球场旁举办的国关学院大楼奠基典礼，这个大楼还是由境内外友人赞助的。但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国关学院大楼连影子还没有，可见国际合作之艰难漫长。其次，因为是国关学院嘛，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很多外国留学生，其中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居多，一届就有差不多10来个留学生的样子。留学生多给国关学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尤其在足球比赛方面。我记得有一年国关学院足球队一下子出现了5—6个外国学生球员，有来自日本的高桥，速度飞快；来自叙利亚的哈立德，身体柔韧性极强；来自挪威的一哥们，在后卫一站跟铁打的金刚一样，没有球能从他那通过。我们院足球队当时最多出场了6个外援球员，被其他院系戏称为“八国联军”。当时国关学院足球队打入了北大杯8强，创造了国关学院史上最好战绩。当然了，异军突起的后果就是后来的北大杯限制了外国学生参赛名额最多不超过3位。很明显，这一“不平等”规定是针对国关的。

　　除了院系外战之外，我们也经常内战。我们班在男生宿舍之间，也举办过“手纸杯”足球比赛。至于奖品呢，我玩笑地建议：“卫生筒纸”，提议被通过。在班上女生助威之下，我们5个男生宿舍总动员，在五四排球场展开了一场卫生纸争夺大战。过程中既有比赛中相互指责，也有意料之外的进球，在球赛中也发现了很多潜在的足球明星。最终一通车轮大战决出名次后，到发奖时才发现原来发现貌似廉价的手纸也架不住数量增加导致的费用激增。为节约成本，我们去借了一辆板车，到西门外的早市买了十来捆卫生纸运回来发奖品，一时间宿舍里奖品堆积如山。

国关学院内篮球赛后合影，后排左四为作者，摄于1995年4月，后面的建筑为三教。

三、老师们的课堂如沐春风

　　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国关学院的各位老师们。在石家庄陆军学院经历了一年军训后，一踏进北大，迎面而来即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晕眩感，尤其是老师们在课堂内外的宽容，更是感受深刻，如沐春风。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给我们上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田，不仅上课风趣，还让我们了解到宿舍楼38楼口台阶前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国关学院老师里，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许振洲老师，当时他在三教给我们上西方政治思想史课，讲希腊民主制度和卢梭的思想，这些场景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杨朝辉老师讲课声调平和，不注意就听不清楚内容，但讲的内容倒是让人不断深思。朱锋老师讲话更是吞吞吐吐，不如看他的文章来得爽利。倒是给我们讲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王炳元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依然声若洪钟，坐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不得不说，虽然国关学院老师们的课听起来有趣，但当时的我并未领悟多少，过耳即忘。好在班上总有一些好学生，每次上课听记笔记一次成型，记得详细扎实，果然是好学生的料。而当时我们这一批小镇做题家们则在期末来临时紧急复印史哲、游鸿莉等好学生的笔记，考前囫囵吞枣一番。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每次考试过关，一方面多亏了这些好学生记的好笔记，另一方面还得感谢老师们的宽容，每次都给了及格分数。我对此心满意足。

　　最宽容的老师，在我眼中，当属潘维老师。那时我正在读研究生时期，也是我人生中比较混乱的阶段。首先莫名感染结核性胸膜炎，就此以劫后余生来安慰自己。但后来又谈起了恋爱，就更无心向学了。浑浑噩噩到研三下学期一看，发现因自己计算错误，少选一门课导致总学分不够。当时已错过选课时间，怎么办？四处打听之后，我硬着头皮向那学期开课的潘维老师求救。其实我跟潘老师之前完全没打过交道。但是当我向潘老师提出了不情之请后，潘老师爽快地答应了，让我递补完成课业。最终我得以顺利毕业，真是全靠了潘老师帮助。估计潘老师现在根本不记得曾经帮助过这样一个学生，但对潘老师的侠义之举我至今铭记在心。

四、班主任老师

　　不过说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当属自己的班主任王联老师。当时王联老师住在40楼宿舍，离男生宿舍38楼不远。那时王联老师可能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也不是很懂得拒绝学生们，所以我们班男生没事总喜欢到王老师宿舍那玩，看球赛，等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过频繁了。最离奇的一次，是大三暑假期间，我和同室熊军突发奇想，去外边商店买了鱼钩和鱼线自制钓鱼设备，跑到北大西门北边的池塘里钓鱼，一上午居然收获了4—5条鲫鱼。当时一下想到王联老师处煮鱼吃。王老师借给我们了一口锅，我们也居然把鱼给煮了吃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王老师的挑战接踵而至。对面宿舍的江湖好汉看到我们的斩获，哪能落后，第二天借了我们的钓具踏上了征服西门池塘的征程。可惜到中午时分，王老师即接到校保卫处通知说抓获几名偷钓学生。于是王老师在首先担任帮凶提供煮鱼器具外，还不得不对保卫处抓获的违规学生履行批评教育之责。我想这可能是王老师多年教育生涯中唯一的“污点”啊。

同学们在王联老师的宿舍（40楼228室），大约摄于1994年。

　　后来在我独在异乡准备考国关学院研究生期间，也从王老师那里得到了不少帮助。当时我人在外地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复习之余经常给王老师打长途电话，经常一打一个小时。那些电话从王老师处问道解惑没多少，更多的是寻求情绪安慰。那个时候王老师依然很耐心，很nice，陪着我讲很久电话，抚慰一颗年轻不安顿的心灵。现在回想王老师如许帮助，依然觉得内心很温暖。

　　多年以后，国际关系已从一门高冷的学科成为当今显学，网络上充斥着各式半路出家的战略家指点江山，自媒体里不断涌现各式断章取义的可疑宏大叙事。不过经过国关历练之后，我现在倒也可不被这些魅惑叙事所迷惑，做个清醒的现代人。而北大国关学院，就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静心学术，教书育人，桃李不言而成蹊。

个人简介：

　　谭亚凌，云南彝州人氏，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政系。毕业后到云南电视台工作。1999—2002就读北大国关学院99级研究生班。2002—2007年在新华社工作。2008年之后，先后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等机构任职，目前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从事互联网治理相关研究工作。

（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