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和强化 

[内容简介]  20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对彼此采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认同甚至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评判标准。以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和强化为切入点，分析苏联模式在中苏两国实践中的时空错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中苏两党两国在不同时期对待苏联模式的态度变化，来研究中苏关系的大起大落，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原因。

[关 键 词] 苏联  经济模式  中国  移植  强化

引言

与一般的国家间关系比较起来，1949年10月到1991年12月这43年间的中苏关系更为复杂，也更为特殊。其表现是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领袖个人关系集于一体，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单纯从某个角度都难以解读得清楚。比如，中苏经济关系就不单纯是贸易往来、经济互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浓厚的政治发展方向定位的色彩。上个世纪后半期，苏联模式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移植和强化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中苏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中国社会发展也充满着曲折。

一、苏联模式及其适用性

苏联模式也被称为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体制。就经济方面看，苏联模式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布尔什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的相结合。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所有制上推崇单一的公有制，越大越公就越好。第二，排斥市场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所谓指令性，是指国家的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国有企业由国家经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第三，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做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第四，非均衡的经济结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在重工业中又优先发展军事工业。

对苏联模式的评析是近十几年来各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①]进一步论述它的功过是非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本文想指出以下几点。第一，苏联模式适用的国度。由于苏联模式具有自上而下统一控制的特点，因此，政治上高度集权传统越强的国家就越适合采取这种模式。第二，苏联模式适用的时间。由于苏联模式具有超强的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在短时期内可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几件大事，因此，经济上越是落后而又急于赶超先进者的国家就越是适合采取这种模式。另外，苏联模式也很适合那些受到战争重创、急需恢复的国家。苏联模式在实施初期的正面效应比较大、负面效应比较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两种效应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第三，苏联模式适用的时空差别。从空间分布上看，无论是政治上的专制传统还是经济上的落后，不同国家的程度各不相同，而这种不同会影响到它们对苏联模式的认同程度。从时间排序上看，无论是政治上的专制传统还是经济上的落后都有一个改变的过程，随着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的稳定化，苏联模式的适用性是逐渐减弱的，这种弱化就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经济改革的需求。因而，对这种模式的适用程度不同的国家实行苏联模式时间的长短也不一样。研究中国与苏联关系、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以上几点都是不可缺少的角度。

比较起来，政治专制传统在中国最强，苏联次之，东欧最弱；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东欧最强，苏联次之，中国最弱。因此，苏联模式对中国最适合，对东欧国家最不适合。

二、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

与东欧国家被强迫接受苏联模式不同，中国是主动将苏联模式移植进来的，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苏联模式在中国的高度适应性和中国对它高度的认同。就前者而言，第一，中国的专制传统比苏联要久远得多，更为根深蒂固，而受西方民主政治影响的程度更低；第二，中国的经济更为落后，现代化的需求更为强烈。解放前，中国是以落后的农业为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程度高，而受西方市场经济影响的程度低；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破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名符其实的一穷二白，经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1949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人民币，农业生产、粮食总产量都比解放前最高年份降低四分之一多，城乡居民生活极其贫困。[②]当时，中国不仅要迅速摆脱这种落后状况，而且要努力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就后者而言，尽管学者们主要是从外交角度来论解读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倒”政策，但从中苏关系当时的状况和后来的演变看，“一边倒”政策在浅层次上的确表现为一种外交政策，而在深层次上却意味着将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方向锁定在苏联模式上。理由如下：第一，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追求，一代一代的先进人士通过不断尝试，最终把解救中国的方案锁定在社会主义上；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样子并在苏联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第三，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个人的理想。 1949年6月2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总结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民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由于中国有适宜苏联模式生长的客观土壤，又有对苏联模式的高度认同。因此，新中国一成立便通过全方位的学习来移植苏联模式。“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④]

在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苏联模式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安家落户。在经济方面，中国学习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其载体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五年计划本身就是苏联的发明创造，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25年开始编制、1928年开始实施。关于五年计划的意义和作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说，“宏伟的建设任务和极其伟大的社会经济改造任务不能仅限于年度计划范围。这些任务需要制定相应的远景计划。……在为期五年的远景计划中可以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成熟的要求和相当准确地预料这些要求的进一步发展，正确地确定国家增长的实际资源，拟定具体的生产计划和建设计划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国家各地区之间的基本比例。在五年计划中可以相当精确地规定技术进步的方向，运用新技术和先进工艺的可能性，确定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水平的经济效果。因此，五年计划成了苏联国民经济远景计划的一种主要形式。”[⑤]到1955，苏联已经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经济模式的方方面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固定了下来。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1年春天开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前后共编制了5次，直到1954年，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二年多才最终编制完毕。[⑥]1952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出了由《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组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此基础之上写出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报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综合性的全盘设想。根据这个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⑦]，

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要内容的156个项目实际上由三部分构成。其中前50项是1950年利用苏联向中国提供的3亿美元贷款援建的，它们涉及到了国民经济中的最重要部门，主要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以及国防工业；[⑧]另有91项是根据1953年两国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苏联援助中国新建或改建的工程项目；最后的15项是1954年赫鲁晓夫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追加的。在这三部分中，最值得说的还是中间那91个项目的确定。

为了与苏联共同商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得到苏方的支持和帮助，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上述问题与苏联进行协商。代表团由周恩来亲自率领，副总理陈云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为副团长，成员主要是负责能源、冶金等重工业部门的领导和负责国防工业部门的军队方面的领导。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当时急于发展的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代表团于8月17日到达莫斯科，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会晤，9月22日同陈云、粟裕等先行回国。具体协商事宜由李富春负责，最后取得了成果就是1953年5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到1959年连同以往三年实施的50个项目在内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大型工程。

根据参与此事的人的回忆和有关156项建设工程的文献[⑨]，这次访问的以下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学习苏联五年计划的编制经验。袁宝华在文章中回忆说，“我们代表团此次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请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助的项目。所以，为了使我国的五年计划同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相衔接，我们开始学习和讨论苏联的五年计划大纲草案。”[⑩]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是苏联战后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是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的基础之上，完成与改组战后经济和恢复受害地区固定基金有关的大规模的再分配过程，重新编制速度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11]“学习和讨论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除了苏联五年计划的制定方针和内容，有益于我们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五年计划。”[12]

第二，在苏联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专门听苏联专家讲课和进行实地考察。就前者而言，“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听。从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多次。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问题》。苏联专家讲授的主要题目有：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方法；工业生产计划；黑色冶金计划工作；燃料工业计划；电力；机器制造；基本建设计划；劳动计划；干部教育及技术人员与工作的分配；人民财政收支计划；商品周转计划；生产费与周转费计划；农业计划；财务计划；物资技术供应与物资平衡计划；统计工作；新技术计划。”[13]

就后者而言，在与苏联正式进行谈判之前，中国代表团中负责工业的成员实地考察苏联的重工业。他们主要是参观大型企业，如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工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厂、第一滚珠轴承厂、变压器厂、煤气厂、电动机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重机厂，卡敏斯克乌拉尔加的乌拉尔铝厂，下塔吉尔市的人造树脂厂和冶金厂等等。“参观工矿企业，使我们对现代化的大工业有了切身感受，并学习了他们管理企业的经验。虽然时间不长，确实增长了不少知识。”[14]这不是袁宝华一个人的感受，由于他们都是新中国工业最早的开拓者，所以他们的切身感受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实际都物化了。

另外，1953年6月，也就是在中国政府代表回国之后不久，“中央要求国家计委，参考苏联国家对计委提出的意见，对五年计划纲要再修改一次。苏联当时已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比较丰富的经验，而我国却刚刚开始编制中长期计划，十分缺少经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无疑是有益的。”[15]这当时在中国大概是很普遍的看法。

1953年9月3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专门就与苏联政府商谈对中国援助问题向中央政府作了一个报告，主要讲了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和方针问题，二是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三是当前任务。在当前的任务中，李富春提出，第一，要以苏联帮助我们建设与改造的一百四十一个企业为骨干，配合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按照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制定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第三，苏联花了很大力量为我们设计的一百四十一个企业，并帮助我们建设，为此她将派大批专家来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建设上的准备工作；第四，学习苏联，培养人才。他说，“经济建设是长期的也是永久的事业，不仅我们目前需要很大数量的、技术高的技术人才，而且今后还需要更大数量的、能掌握高度技术的、忠心耿耿为人民事业服务的建设人才。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学习苏联，有一些有技术的人，也必须学习苏联。”[16]

50年代中苏经济关系，如苏联对华经济援助、人员支持和贸易往来，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向中国移植苏联模式这条主线进行的。当中苏两党在对这种模式认同上的错位凸显和公开化以后，中苏两国之间具体的经济关系随之发生逆转，于是，才出现所谓的撕毁合同、停止援助和撤走专家等等。

三、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强化

苏联模式落户中国产生了巨大的正面效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特别一百多个重工业项目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激动人心的重彩画。比如，1953年12月，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纲厂、无缝纲管厂和七号炼铁炉开工；1956年，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第一个机床厂，第一个电子管厂先后投产并生产出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产品；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成就的衬托下，中国一改过去那种积贫积弱的形象，苏联模式的正面效应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这些成就至少按当时的标准衡量已经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社会主义的物化形态。再进一步说，在中国心目中，苏联模式的理论方面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的实践方面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党、国家和人民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捍卫这种马克思主义，实现这种社会主义。

然而，正当以苏联模式为载体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安家落户[17]，其正面效应最大化的时候，苏联、东欧国家开始在不同程度上修正苏联模式，而直接原因就是这种模式的负面效应的显露或暴露，因为苏联模式在苏联的实践已近20年了，在东欧国家的实践也快10年了。仅就经济方面而言，苏东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这样一些问题：党政不分、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过急、过快地搞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结果，农民缺乏劳动生产积极性，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完不成，城市供应紧张，居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的影响。[18]因此，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东国家都开始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做不同程度的调整，其实质就是“弱化”苏联模式。

在苏联，马林科夫在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1953～1955）实行了被称为“新方针”的政策，提出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向轻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降低农民的义务交售额，减免农业税。赫鲁晓夫主政后特别强调发展农业和进行农业体制改革，实行了许多改革措施。比如，改组农业管理机构，扩大农庄、农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增加农业投资，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鼓励和发展家庭副业，开垦荒地大量种植玉米等等，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废除农民义务交售制。在工业方面，针对着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赫鲁晓夫在1953～1956年间致力于减少管理层次，撤销了一半以上的处、司、管理局和管理总局，同时还大大地减少了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在计划、财务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自主权。在政治上的“弱化”苏联模式（如暂时地冲击最高领导对权力的垄断和崇拜）的映衬下，这些经济上的“弱化”似乎算不了什么，但也结结实实地与政治的“弱化”“打包”在一起。

如何评价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对苏联模式的“弱化”姑且不论，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却是在损毁自己心目中神圣的社会主义形象。由于苏联模式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物化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一来，赫鲁晓夫等人的“弱化”苏联模式的理论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而“弱化”的实践则是背叛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因此，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党先是内部而后是公开地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其内涵就是反对他“弱化”苏联模式。赫鲁晓夫上面的所作所为，都成了中国批判的对象。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中苏两党分歧的产生、扩大，最后发展到公开论战。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做出了另外一方面的反应，就是“自我加固”，即不断地强化苏联模式。政治上，由于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到1957年转变成为推崇个人崇拜。同时，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两方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就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19]经济上，由于把对苏联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所以，中国便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比如，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结果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份量不断加重，特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结果，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弊端，相反搞得使它更加集中和僵化。

苏联模式就这样在中国被强化了，正因为这种强化，中国才经历了20多年极其曲折的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逐步“弱化”苏联模式，这也证明苏联模式在专制传统比较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国家的实践正负效应转换不会超过20年。随着中国开始“弱化”苏联模式，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从60年代末的激烈对抗向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缓和过渡，进而从1985年开始步入正常化阶段。在这过程中，两国关系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了下来，民族心理和国家利益开始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时需指出的是，由于强化苏联模式时是从政治机制上开始的，而“弱化”苏联模式主要是在经济机制上，中国改革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同步，这种不同步的情况和影响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得出来。

结语

本文主要是以经济模式为例探讨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和强化的过程，并以此角度出发，简要地探讨了影响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苏关系的主要因素，即苏联模式在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时空错位是造成中苏分歧、分裂的主要原因。在50年代，由于苏联模式在中苏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影响不同，由此形成了两党两国对待苏联模式的态度不同，两国在交往中对彼此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不认同，两国关系的大起大落，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也充满了曲折。站在今天的高度看，把苏联模式视为衡量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是不正确的，对它的弱化和强化实际上与各种“主义”实际上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更多的是出于各国内部自身发展的需要。另外，还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中苏联关系的内涵既丰富又复杂，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苏联模式也不是能说明所有问题的。本文只是认为，至少在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认同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主线，各方面的交往都是以它为轴心展开的，研究中苏50年代经济关系必须注意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