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共垮台看执政合法性的动态性
中国有句老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一个政党取得了政权,并不意味着它获了永久的执政权,毛泽东曾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决定执政者能否持续执政最终因素是人民的意愿,而不是执政者自己的意愿,所谓执政合法性说到底就是人民对执政者的认同。执政者要守住江山,必须取得足以让人民认可的业绩。近代社会以来,这主要表现为执政者持续不断地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将其成果合理地分配给社会各成员。从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到1991年苏联丧失政权,苏共执政的75年是它的执政合法性逐渐丧失的75年。
首先,从推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看,苏共起初代表了俄国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后来却逐渐成为俄国现代化的阻碍。
作为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沙皇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强国的强迫下开始的。自彼得大帝执政以来,俄国就面临着一种客观的紧迫感: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若是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俄国的私人资本力量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因此,工业化进程必须既反对本国资本和国外资本,必须集中一切物质资源。布尔什维克党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在思想上高度集中,一贯地推行工业化政策,当时而然就获得了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就连对苏联模式进行过最激烈抨击的吉拉斯也承认,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担负起俄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共通过强制手段加速完成了工业化。然而,由此建立起来的非市场的官僚全权管理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却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超强的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迅速建成工业项目,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它的企业管理方式是粗犷型的。企业一但建成,弊端随之暴露。对官僚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即便工厂有能力超额完成任务,管理者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上级制定下一年的计划的根据是今年的产量。这样一来,计划制定者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计划经济因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序”经济。科技创新也不是必须的,得不到鼓励。1980年代苏联科研成果的采用率只有25%~30%,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平均需10~12年。相比之下,美国85%的成果可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这导致苏联与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拉大,落后西方15~20年,输了与西方国家间的“科技战”。最终,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阻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从1951~1955年为9.6%,降至1981~1985年的3.1%。
其次,苏共起初较合理地分配了社会资源,后来则从自身内部产生了一个背离了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垄断社会所有资源的官僚集团。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提过了“土地和平面包”革命口号,更许下了建立一个政治平等 、经济民主、文化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承诺。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兑现了“土地和平面包”的承诺,并开始领导俄国人民进行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验,不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也赢得了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支持。在30年代,英国的韦伯夫妇认为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俄国人正在进行“在全部社会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巨大而令人振奋的实验。”
然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却离社会主义渐行渐远,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官僚集体主义。
从政治资源的分配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停留在宪法形式上,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无产阶级的统治权是党代为行使的。由于党内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甚至个别人手中,党的机关和组织变为个人的工具。最终,掌权的官僚可以为所欲为,通过对党的控制垄断了一切政治资源。
从经济资源的分配看,官僚是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和使用;在个人生活上,官僚的生活腐化堕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按照官职大小享受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供应和特殊工资等等。与此同时,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则困苦不堪,很少或不占有的经济资源。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称苏联经济是短缺经济,意指苏联经济为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生活用品或者是总量短缺,或者是品种短缺。
从文化资源的分配看,官僚们把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绝对真理,把领导人的说教作为绝对真理在该时代的唯一代表,把自己说成是唯一合法的执政者,并向人民群众来灌输这些说教。任何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异议都被作为“毒草”加以根除,以至于“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越来越多。为了防止人民同“有害”思想接触,苏联还实行了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将“有害”的东西事先处理掉。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苏共内部日益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个特殊群体,它由列入中央和各级组织部门官名册的由上级任命的官员组成。托洛茨基称其为“特权阶层”,吉拉斯称其为“新阶级”。
由于现实与官方说教的巨大反差,人民对苏共逐渐的失望,从而导致它合法性的丧失。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1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1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试问,这样党又怎能继续执政呢?
中国共产党的通过改革开放改变了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使人民分享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永久的执政地位,原有体制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就可以避而不谈。执政者要想保持执政合法性,必须有忧患意识,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