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近20年的政治转轨:类型·特征·影响因素
【内容提要】 处于东欧和西欧之间的中东欧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摇摆性和复杂性等鲜明特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集体“政治飘移”是它们的一种常态。身上背负着的浓厚的西方文明和对以苏联为载体的东方文明的内在排斥,是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根本缘由。由于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不同,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它们对苏联的离弃的程度和与西欧接近的程度也都不一样。但总的看来,多党的议会民主制政治框架在中东欧各国都确立了,只是影响中东欧社会发展的文明格局依旧、大国关系更为复杂。因此,它们政治社会发展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再来一次集体的或单独的朝另外一个方向的“政治飘移”的可能仍然存在,目前的政治转轨并非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关 键 词】 中东欧 政治转轨 “政治飘移” 大国影响 议会民主制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之后,原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变成了地理位置上的中东欧。从那时开始,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开始了社会转轨,即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欧政党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中,在政治发展方面,由于国情不同,尤其是民族分离主义影响的强弱不同,这些国家的政治转轨的模式和过程也有区别,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由民主式的政治转型和民族分裂式的政治转型。经过20来年的发展,不论哪种模式转轨的国家,都建立起了多党议会民主制,离地理位置上的东欧(苏联)渐行渐远,而离地理位置上的西欧越来越近。但是,因国小力微并且处于不同文明的交汇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与以往的政治归属一样难以自己做主,与东欧的“硬切割”和与西欧的“硬联接”仍然笼罩在不同文明及其承载者的阴影之中。本文在相关项目研究和作者对中东欧国家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重点论述这个过程、其内在的关联和外部影响。
一、自由民主式的政治转轨
东欧剧变的过程是世人皆知的事,有关它们的描述和评析汗牛充栋。抛开细节不谈,剧变的核心就是东欧国家与以社会主义为纽带的对苏关系和以苏联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正因如此,国家改名,政党换姓,对原共产党进行全面的清算,政治情感压过理性选择等等就成了中东欧各国的普遍现象。从那时候起,中东欧国家就一直在做的就是洗涮自己身上的苏联痕迹,重新套上西欧的外套,这成了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不过,中东欧国家毕竟远离西欧四十多年,而实践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是四十多年,无论“接上”前者还是“断掉”后者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由于内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和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差别,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①]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地区的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政治转型是自由式民主式的,其主要标志是民众的政治选择由情感转向理性,政党政治逐渐走向成熟。
在1992年之前,在罗马尼亚之外的其他中东欧国家里,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右翼政党在政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及与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左翼政党历史包袱沉重,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在政坛上影响有限。当然,右翼政党也并不稳定,它们多半由原反对派演变或组合而成,意识形态各异,纲领主张也有很大区别,但都是在反共的旗帜下聚合在一起。比如,在波兰,团结工会起初分裂为支持瓦文萨的“中派协议会”和支持马佐维耶茨基的“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两派,后又分裂成自由联盟、中派联合党、农民联盟、团结工会、劳动联盟、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和无党派改革阵营等十几个立场各异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同时,由于政治观点对立严重,不同类型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在反共浪潮高涨的剧变初期,共产党成为非法政党而被禁止活动,其领导人被捕入狱,党的财产全被没收。社会民主党虽然获得了合法地位,但同样不能继承原来共产党的党产,党的活动经费极度短缺。在竞选过程中,反对派也总是抓住原共产党的后继者的历史问题不放,借反共来降低这些后继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社会党为了摆脱历史的包袱,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甚至在选举中也打出反共的旗号。因而,在大部分国家的政坛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同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要比社会民主党与右翼政党之间距离更大。社会党在选举中宁愿与中右翼政党为伍,也不和共产党结盟。[②]
剧变之初,中东欧民众普遍有这样一种幻想:废除了一党专政和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就能迅速发展,人们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和混乱,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面对痛苦的现实,他们对各种政党的态度不再根据感情上的好恶,而转向它们的业绩。那些高喊反共、反社会主义口号的“民主派”总体上说缺少执政的经验,治国和发展经济的能力有限,因而相继在大选中败北。各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这个机遇,发挥自己在组织网络上和执政经验上的优势,逐步明确自己的有别于自由主义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主张,逐渐赢得民众的支持,陆续上台执政。有的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左翼的回归”[③],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东山再起”或“重新执政”[④]。这些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需要指出的是,绝不能从传统的学术角度或怀着强烈的政治情感来评估这种现象,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共产党的“东山再起”。第一,这些政党已变成了西欧式的社会民主党,从性质上说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共产党,其政治追求和政治信仰都完全与原来共产党的完全不一样。第二,它们是在议会民主框架里以其可以吸引民众的政策主张上台执政的,与过去的权力垄断完全不同,而且还面临随时下台的危险。第三,选民在选举中投哪个党的票也不是根据这个党的历史上曾有的“辉煌”或“历史原罪”,而主要看它们的政策主张是否迎合自身利益的需要。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们可以将任何一类政党推上台,也可以把它们拉下台。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政党重返政治舞台至少表明了中东欧反共浪潮的消退,社会开始走向理性化。与此相适就,也就从这时起,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或政党集团的紧张关系也变得缓和起来。各种类型的政党也都逐渐明白了多党政治的规则就是各党轮流交替执政,因而可以比较理性地看待、而不再凭借暴力冲突来反对选举结果。左翼、右翼阵营内部经过几年的分化重组,阵线分野也日益清晰。于是,在中东欧政治图谱中,左翼力量的代表共产主义政党,影响比较大的有捷摩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工人党、斯洛伐克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等。它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中左翼的主要代表是由原执政的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改建社会党”、“重建社会党”和剧变后新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类政党者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不同于原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中右翼政党的主体是自由民主党和带有宗教色彩的保守党。它们崇尚自由主义,主张在民主、自由、人权基础上建立民主法制国家,主张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主张完全融入欧洲一体化进。右翼的主要代表是民族主义政党,它们主张保护该国少数民族的利益。经过近十来年的发展,多党竞争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和左、中左、中右、右并存的政党格局在这些中东欧国家基本形成,中左、中右开始轮流交替执政。
不过,随着社会转轨的深入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东欧这种左右均衡的政治格局也出现了危机。为了加快入盟步伐和吸引更多投资,中左、中右政党上台后都会采取了私有化、开放市场、降低税收等新自由主义等措施,结果导致政府税收减少,无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另外,中左、中右政党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部分民众开始怀疑政府,怀疑政党政治,认为政客关心的都只是自己的利益,任何政党上台都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因此,在持这种政治怀疑主义的同时,他们还 “喜新厌旧”,寄希望于一个“超越传统左右”的新型政党和一个“非官僚”的魅力领袖来改变现状。于是,一种被称为新民粹主义的政党应运而生。与传统政党相比,新民粹主义政党意识形态上有很强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政策上有很强的投机性,在经济上主张在精英和普通人民之间重新分配财产,在政治上接受民主却反对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上既支持本国融入欧洲又担心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在组织上努力塑造魅力型的领袖。从2004年起,标新立异的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2004年议会选举中获得了9.5%的选票,在2005年的议会大选中27.0%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权。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在2006年的议会大选中共获得386个议席中的164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青民盟和基民党竞选联盟赢得206席获得组阁权。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在2006年大选中获得8.79%的选票,成为执政联盟中的一员。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在2008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115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上台执政。在保加利亚公民欧洲发展党在2009年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以39.7%比17.7%的巨大优势再次战胜社会党。新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一些国家中也存在,但没有成为政坛上的主角,可在中东欧陆续上台执政,这从一个角度上也反映了政治转轨的特点。
二、民族分裂型的政治转轨
克罗地亚、波黑、南联盟、马其顿等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的国家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政治转轨。虽然也都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形成了左、中左、中右、右等各派政党相互分野的政党格局,但是,由于受到民族矛盾、冲突和大国势力干预等多种因素的困扰,这几个国家不仅民主化进程相对缓慢,而且还出现了国家间、民族间的冲突。南联盟甚至发生与北约的战争,国家也进一步分裂。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转轨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痛苦的经历。
克罗地亚境内12%的居民是塞族人,其聚居区占克罗地亚领土的1/3。他们在剧变之初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而且要求塞族人克罗地亚分离与塞尔维亚合并,1991年3月建立了“塞尔维亚克拉伊纳自治区”。克罗地亚政府派特种部队进行镇压,塞族方面则在前来干预的南联邦人民军的支持下进行抵抗。克罗地亚独立后,塞族也正式宣布成立脱离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声称要与波黑塞族合作,与塞尔维亚共和国统一。结果,克罗地亚就陷入以境内塞族武装、南联邦人民军为一方,克罗地亚军队为另一方的混战状态。[⑤]直到1995年11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总统签署了《代顿协议》之后,塞族同意将其控制的地区归克罗地亚政府管辖,它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才逐渐平息。从这开始,克罗地亚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开始形成,但比起前一类国家来,不仅时间滞后,而且民主化程度也低,形成了温和的民族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局面。
波黑的政治发展更是经历了不同民族间血腥杀戮和国际社会的介入甚至武装干预。波黑原为前南的第三大共和国,440万人口中43.7%是穆斯林,31.4%是塞尔维亚人,17.3%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之后,波黑的三大民族围绕着共和国的前途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塞尔维亚人主张波黑留下南联邦之内,克罗地亚人提出将波黑分成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穆斯林三个地区,组成一个联邦,穆斯林则打算在波黑独立后成为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国家。1992年3月,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两族的支持下,波黑共和国宣布脱离南联邦,而坚持要留在南联邦内的塞尔维亚人则随后单独建立了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为了争夺领土,三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便不断升级,武装冲空的规模越来越大。持续了三年半波黑战争造成近35万的伤亡,80%的经济设施和一半以上的住房毁于战火。[⑥]根据《代顿协议》,波黑由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构成,前者拥有51%的领土,后者拥有49%的领土。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和警察部队联邦一级由三大主体民族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三人轮流坐庄的主席团,下设部长会议(政府)和议会。在波黑的中央国家机构中贯彻三个民族平等的原则。议会两院中,三个民族的代表人数相等。议长和副议长的职务实行三族轮换制。
南联盟的政治发展过程更为曲折。南联邦解体后,塞尔维亚和黑山组建了南联盟,由塞尔维亚共盟演变而来的塞尔维亚社会党长期执政。塞尔维亚社会党在党纲中明确规定将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接受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但另一方面,塞尔维亚社会党又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社会控制,长期打压反对党,使其一直不能发展成与社会党相抗衡的力量。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社会党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激进的立场,不但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发生了战争,更成为波黑战争中塞族武装的主要支持者;在对外关系方面则选择了亲俄罗斯而疏远西方的策略。因此,在西方人的眼中,塞尔维亚社会党和米洛舍维奇都是原共产党的继承者。[⑦]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的内部原因固然是阿族和塞族之间长期的矛盾与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对南联盟大打出手同样有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针对性,这是科索沃战争爆发的外部原因。由于南联盟在科索沃战争中战败,不仅执政十余年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在选举中落败,而且米洛舍维奇在总统大选中也落选。反对派上台后,同样对塞尔维亚社会党采取了打压的政策。2001年4月1日,仍是社会党主席的米洛舍维奇被塞尔维亚警方以“滥用职权和合伙犯罪”等罪名逮捕入狱,在6月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在民主反对党联盟的打压下,社会党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在2007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塞尔维亚社会党只获得了250个议席中的16个席位,而民主党将获64席,民族主义政党塞尔维亚激进党以81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这个过程中,塞尔维亚和黑山分离,各自成国。科索沃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已是即成事实。另外,马其顿的阿族人聚居区挂着阿尔巴尼亚的国族,而波黑的塞族聚居区挂着塞尔维亚的国旗,也是民族认同与分离的一种独特表现。
总之,在这类政治转型的国家中,民族主义超越了其他各种“主义”,成为主要的政治思潮。各政党的主张不论是自由主义,或是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都被民族主义所包裹着。
三、中东欧政治转轨的共性
虽然在政党的平衡性、政治的稳定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不论哪种类型的政治转轨似乎都是殊途同归,因而显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当然,与经济转轨的成果相比较,政治转轨成果的许多方面并非是显性的,如政治体制运作的某些方面、政党的内部活动等等,不大容易甚至不大可能从外表观察出来,需要借助一些法律或会议文件、国家或政党领导人的讲话等等。如果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还是可以感觉出或看出这些国家政治转轨的共同表现。
第一,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主义基本不复存在,以挤压对手、上台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现实主义盛行。在一党执政时期,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治理想支撑的。在多党制条件下,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政治理想在民众中基本上没有了市场,相互竞争的各政党只能用最实惠政策来诱惑选民,如扩大民主权利,改善民生状况,加快融入西方进程,克服危机,反对腐败等等。同时,它们还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攻击、打压竞争对手。在这些国家里,不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政党,或是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党,还是共产主义色彩的政党,都是如此。只是个别力量有限,在政治舞台上难有作为的极左小党,还打着传统共产主义招牌,但也没有什么市场。
第二,对某一个党及其领袖的歌功颂德现象基本不复存在。在共产党一党执政时期,这些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大都被置于“神坛”上,用光环罩着,民众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只能恭维、歌功颂德。在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框架下,执政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则倍受非议,就要下台。至少在形式上,他们的上台和下台都是各国民众选择的结果,而民众将选票交替地投给左翼和右翼的主要动因就是他们的现实利益诉求。所以,决定哪个政党、哪位总统上台、下台的因素主要不在于他们的政治色彩,而在于他们做出的贡献大小,出现的失误多少,承诺是否为迎合民意。每一次执政党或总统角色变换,下台的必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没能满足选民的期待或损坏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上台者必定迎合选民的心理,做出至少可以使他们心理得到满足的承诺。另外,不同类别的政党或者政党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平衡性,上台不是永远胜利的象征,下台也不是长久失败的标志。
第三,管理层面的政治依然是少数精英的游戏,普通民众有限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形式民主层面上。当然,这些对于政党政治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来说可能是常态,但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却是衡量政治转型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尺度。在日常的政党政治和精英政治的条件下,在对民主的期待与民生的现实有较大差距的时候,绝大多数民众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一种无奈。但是,在政党之间斗争极端尖锐化,而民主的期待又严重受挫的时候,民众也会在政治精英的煽动下走上街头,诉诸暴力。就前者而言,政治民主化归根到底应服务于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只使少数人暴富起来。经济发展停滞,民众感受不到社会变革带来的实惠,甚至在经济危机和紧缩开支时还是首要的受害者。这种情况在整个欧洲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中东欧的社会转型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发展状况不好的国家中更为明显。这些国家的民众曾经拼死拼活争取过的各种形式的民主都得到了,比如,多党制,议会民主,各种选举等等,但现实又与他们的民生期待却相距甚远。于是,许多民众不再有过去那样的的政治热情,可在改变经济现状方面又显得无能为力。面对这些种现实,人们又能如何做呢?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化之间的时代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迷惘。中东欧国家的普通民众实质上是面临着民主化之后社会发展的困境,那就是形式上的民主都享有了,但实际上的“当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们甚至不知再用什么方式解决“当家”问题。
第四,与西欧比较起来,中东欧的政党政治仍显得不完善、不成熟。比如,各种类型政党的分化组合依旧频仍,即使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这些回归欧洲比较快的国家迄今为止也没有定型的政党政治。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够,许多国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政。各个政党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后,更多地是关心本党或本集团的利益,而非从全社会着眼,内政外交的许多方面都要重打鼓另开张,这些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的整体的和持续的发展。另外,中东欧国家的多党制也并没有完全改变特权阶层和权力腐败问题上面。中东欧国家的学者有这样的看法:过去的腐败和特权问题出自于一个党(即共产党)内,而现在这些则分别出现不同的政党(左中右政党都有)当中。另外,不同政党的政客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重影响了有效的监督。当然,这些现象即使在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中东欧这些转轨国家更为普遍和明显。
四、大国影响与中东欧国家的“集体漂移”
为什么在剧变之后,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走向回归西欧的社会发展道路?为什么它们中间再没有一个亲近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也远离了苏联。这一切单纯用带有浓厚政治情感色彩的“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说清楚吗?其实,如果往深里探究,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和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就是东西方大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主宰和影响。
由于特殊的地理上和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中东欧地区从古到今都是大国势力称雄欧洲和争霸世界的重点或起点。但是,它们在划定势力范围和构建世界体系的时候又极少考虑中东欧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与诉求,而是将它们当作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或争夺与控制的对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里的民族当家作主的时候少,受制于人的时候多。到了近代,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更是笼罩在大国的阴影之中。比如,作为民族国家形式的它们,其“生”与“死”甚至“怎样活着”等重大问题几乎都得由大国决定。中东欧国家只能被动听命和追随,而无法也无力抗争。
中东欧民族国家的出现固然离不开各民族长期不懈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为它们开具“出生证”的却是东西方大国。比如,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早在1861年底就联合成为统一的罗马尼亚并于1866年通过了相应的宪法。但是,欧洲各大国直到1878年7月才在《柏林条约》中正式承认,同时将比萨拉比亚划归俄国。保加利亚的“自治公国”地位也是《柏林条约》给予的,但在地域上只包括保加利亚北部和索非亚地区。阿尔巴尼亚1912年从俄、法、英、意、德、奥等六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议上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实际控制者还是六大国。不仅如此,独立后的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和人口都不及阿尔巴尼亚人所希望的一半。从欧洲大国来说,与其说让这三个国家独立,还不如说它们不想让沙皇俄国取代奥斯曼帝国成为巴尔干的新主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出生证”则是由各大国“放在”了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里。然而,欧洲各大国给中东欧国家开具的“出生证”都带有种种限制条件的,拿着这些的“出生证”面世的中东欧国家或者有“内伤”或者“肢体不全”的“残疾国家”。比如,《特里亚农条约》将匈牙利3/4的领土和2/3的人口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讷伊条约》将保加利亚的西部马其顿地区分别割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由此造成的民族分布上的“马赛克”现象成为这些国家在相互关系上以及与大国的关系上难以愈合“创伤”。所有这些不仅影响了中东欧地区的文明认同,也影响了这里的国家与东西方大国文明的认同。
在两次世界大站期间,中东欧的这些国家有的追随德国和意大利,如匈牙利、保加利亚;有的紧跟英中和法国,如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也有的试图在德意、英法和苏联之间搞平衡,如罗马尼亚。然而,它们后来的命运几乎是殊途同归。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被德国肢解,阿尔巴尼亚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波兰同年9月被德国和苏联第四次瓜分,南斯拉夫1941年4月被德意占领。匈牙利在战争期间倾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德国,可当它在严重失败面前略有动摇的时候,1944年3月被德军占领。罗马尼亚的领土和人口的三分之一1940年先后划归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为了实现领土收复和扩张在战争中与德国为伍,但进退都不像匈牙利那样尽力。最终,保加利亚虽然没有被德国所占领,但也成了法西斯的殉葬品。
战后初期和整个冷战期间,中东欧国家与西方的联系被强行“硬切割”,划归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些国家整体地成了东欧。在冷战结束之前的四十多年里,总体上看,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的一党集权统制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多元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政治思潮被一元化的共产主义思想所代替。在对外关系方面,多元化的外交被以社会主义为纽带的对苏结盟所取代。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任何归属的企图和尝试都是异端行为。当然,个别国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如南斯拉夫自治、不结盟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外交,阿尔巴尼亚极端的内外政策等等。可是,所有这些也没有跳出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圈子。于是,在整个冷战期间,东欧国家始终没有断摆脱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重续与西欧各方面联系的念头,用程度有限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实践表达着自己的诉求。苏联则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用各种手段将东欧与自己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表面上高度一致的苏东关系实际上暗涌波涛,“走”与“留”之间的争斗始终没断。在这过程中,西方对苏联不肯违约,将东欧的反抗视为苏联阵营内部的事,暗中乐于煽风点火,但绝不公开得罪苏联。这样一来,由于力量的极不对称性,东欧国家的挣扎一次次被扼杀了。但是,苏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越积越深。等到苏联自身和它与西方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东欧各国终于以“剧变”的方式从苏联及苏联模式的控制下摆脱出来。
不难看出,剧变之后的政治转轨不过是中东欧国家的“集体飘移”。中东欧国家不论原有的还是新诞生的都不再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价值取向上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西欧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也从对苏联的依附转向北约和欧盟。只是不同的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方面在东西方“归”与“离”的程度上还是有不小的差别。总之,处在东西方大国之中的东欧各国,在国际舞台上力小言轻,甚至在近代连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将它们在欧洲的东方和西方划来划去是大国首脑弹指一挥间的事儿,“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比把这件事写出来还要快”[⑧]。因此,大国影响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来说,有的是难以继承的遗产,有的却是不得不背负的十字架,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它们加入北约、加入欧盟的历程或它们政治转轨的曲折性上看出来。
五、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的文明背景
中东欧国家在政治发展上之所以要跟着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鼓点走,而大国之所以把它们推来让去,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更为隐性的血脉上的认同与排斥,这种文明背景是理解中东欧政治转轨的原因和前景不可或缺的视角。
文明的内涵十分丰富。一般而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伟大成果,它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致把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⑨]。从文明的这两方面内容来观察,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确有很多可以写的。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特点之一就自身文明定位的矛盾和由此而产生的文明归属上的不确定性。
对于现在的中东欧来说,所谓西方,也称之为西方文明,指的是由希腊城邦政治结构和公民文化、古罗马共和国精神和法律传统、中世纪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和二元权力体系以及日耳曼传统相互迭加与融合的产物,特点是强调民主、共和与法治。[⑩]这里所谓东方,也称之为东方文明或俄罗斯文明,指的是受拜占庭文明和蒙古文明双重影响而产生的非欧非亚的一种文明,特点是民主色彩比较淡,个人专制色彩比较浓。[11]这两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的西欧和东欧非常清晰,但在中东欧却模糊不清,并与伊斯兰交织在一起。于是,夹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中东欧国家常常在“我是谁”问题上陷入迷惘。比如,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与西欧相同,都是天主教;而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却与东欧一样,都是斯拉夫人。在罗马尼亚,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与西欧很近,是罗马人的后裔,可占主导的宗教却是东欧的,即东正教。在匈牙利,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西欧的,即天主教,可马扎尔人却带有亚洲血统。在塞尔维亚、黑山和保加利亚,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东正教,而主要民族却是南部斯拉夫人。在阿尔巴尼亚,主要的民族与希腊人较近,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却是伊斯兰教。在马其顿、波黑,主导民族在信仰上有近西方的,也有近东方的,还有亲伊斯兰世界的。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东欧国家的主要民族虽然延续了下来,但能够代表中东欧国家自身文明最高成就的公国或王国全都中断了,没有像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等那样发展成世界性的大国。之所以如此,原因也不奇怪。同交汇于中东欧和东南区的世界性大文明相比,它们的文明显得太弱小了;同承载世界性大文明的大国相比,这些公国或王国总的来说也显得弱势。西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大体上形成于3~7世纪之间。在非斯拉夫民族中,伊利里亚人是巴尔干半岛的土著居民之一,公元前十世纪就生活在这里。达契亚人与罗马人融合成罗马尼亚人是公元二世纪的事情。马扎尔人则是在9世纪末定居在现今的匈牙利一带。除了伊利里亚的几个公国的时间比较早之外,其余的出现在7~14世纪。比较一下时间就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也正是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395年)、拜占庭帝国(330~1453年)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300~1922年)。奥斯曼帝国后延的时间虽然较长,但兴盛时期还是在18世纪中叶之前。这三个世界性大帝国在征服、统治中东欧地区的时候,也强化或推行了它们的文明,如政治文明,宗教文明等等。面对这些强大的帝国和帝国文明,中东欧地区的各个民族都进行过抗争,有时甚至还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或者在抵制的过程中或者在失败之后,它们自身的文明不断褪色,而大国文明的色彩不断加重。比如,受罗马帝国、西罗马及其后继者侵扰或影响的西斯拉夫人,巴尔干半岛上西北的南斯拉夫人,原本受希腊文明影响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有着亚洲游牧民族血统的马扎尔人也都接受了西派基督教(天主教);而受拜占庭帝国侵扰和影响的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罗马尼亚人则接受了基督教东派(东正教)。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几百年间,阿尔巴尼亚人和一少部分南部斯拉夫人又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
在大国关系的作用下,中东欧民族国家建立后,它们的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挣扎在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比如,许多著作都谈及了东欧国家战后与苏联结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它们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二战之前的东欧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苏联少有联系。政治体制上,它们要么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要么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它们要么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国,要么是市场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工业或农业国。外交上,主张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站在德奥一边,主张维护凡尔赛条约的国家倚重法英。不仅如此,在政治文化上,地处中欧的波匈捷属于天主教文化圈。巴尔干半岛的情况比较复杂,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属于天主教文化圈,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波黑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族属于伊斯兰教文化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大体可以归为东正教文化圈。而与此同时,东方的苏联的社会发展却是以一党制、计划经济和否定宗教的共产主义文化为基本特征的,而西欧的社会发展却是以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和天主教、新教文化为基本特征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中东欧各国与苏联的矛盾和冲突不断。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大国之间的交易之外,文明方面的“土水不服”也是不容忽视的。以苏联为载体的文明覆盖了中东欧国家身上的西方文明色彩,但既消灭不了西方文明也征服不了中东欧民众的心灵。不能做的,可以说;不能说的,总还可以想吧。在整个冷战期间,中东欧以各种方式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尝试始终没有断过。这是苏东关系的一条主线,也是冷战结束之后中东欧国家整体回归西方文明的另一种潜在动力。远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远离苏联那样的控制,是所有中东欧国家剧变之后的一致行动。所以,中东欧国家在剧变以后20年的政治转轨就顺理成章了。不仅如此,为了否定苏联和以苏联为载体的文明,这些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强调自己的“西方出身”。于是,出现了“中欧”、“另一个欧洲”、“中间地带”、“中东欧”等各种说法。[12]为了表明与西欧的亲近和对俄罗斯的疏离,一些认为自己属于西方民族的人(如波兰历史学家奥斯卡·哈莱茨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后来还提出了“东中欧”概念,以此说明他们的国家一直以来属于“西欧的东边”,而不是“东欧的西部”。[13]
结语
随着政党政治的确立,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也基本完成,余下的事就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多党的议会民主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融入与西欧的一体化。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能说中东欧国家完全回归了欧洲、永远回归了欧洲?一方面,不同文明仍然交汇于中东欧,西欧、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欧的角力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依旧没有自己的文明并且为不同文明所厮裂着,形成不了一个可以和东西方文明相提并论的文明,形成不了足以与东西方大国相抗衡力量,由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境地并没有改变。因此,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谁敢保证多少年中东欧国家会不会再来一次集体的或单独的朝另外一个方向的“政治飘移”呢!纵观历史,文明归属上的东西摇摆和政治漂移在中东欧是一种常态。因此,很难说现在的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就是它们社会发展的最高的境界。
[①] 本文中有关政治转轨类型的基本内容是作者与博士研究生项佐涛合写的,特此说明。
[②] Lubomír Kopeček and Pavel Pšeja, “Czech Social Democracy and its “cohabit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Story of a Neglected Affair”, www.sciencespo.site.ulb.ac.be/dossiers_supports/pavel2.doc (2008.08.05)
[③] Charles Bukowski, Barnabas Racz and Edward Elgar, The Return of the Left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999.
[④] 杨永前,“原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重新崛起”,载《党的建设》,1994年第5期。
[⑤] Cf. Davor Marijan, Storm,
[⑥] Cf. Hansan Nuhanovic, Under the UN Fla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Srebrenica Genocide, DES d. o. o.
[⑦] Srbobran Branković, “The Yugoslav ‘left’ Parties”, in András Bozóki, John T. Ishiyama, eds., 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p.206-223.
[⑧] 转引自[俄]《史料》杂志编委会:“丘尔尔和斯大林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俄国档案中的百分比协定”,
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III),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
页。
[⑨]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3页。
[⑩] 丛日云著:《西方政治文明》,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1] 孔寒冰等著:《叶利钦执政年代》,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2] 参见[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第1页;[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3] [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页;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New York:Routledeg, 1999,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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