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前后的东欧政治发展

【内容提要】 在政治发展方面，东欧受大国的摆布和大国文明的影响的特征最为明显。以二战结束为界，它们集体被强行从西方转向东方。以冷战结束为界，它们又集体回归西方。由于没有外在的强制，东欧国家的这种回归程度有别，但方向是一致的。有形的柏林墙倒塌由于有外部大国势力的作用非常迅速，无形的柏林的倒塌则因为政治文化、民族问题和大国关系等诸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变得缓慢。考察柏林墙倒塌前后的东欧政治发展的曲折过程，可以加深对大国关系和不同文明交融与冲突的认识。

【关 键 词】 柏林墙 东欧 政治发展

    冷战结束之后，东欧几乎不再是中外学者关注的主体，即使关注，也是从大国关系的视角。作为一个地区性的研究对象，东欧已经消失。人们更加看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大国及大国关系，经济发达或社会动荡的地区和诸如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能源等时效极强的功能性问题。高度重视对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意味着东欧问题研究可以束之高阁。比如，欧盟是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东欧的国家不大但数量不少，它们多半已加入欧盟，其余的也即将加入。它们同中国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欧盟的对华关系。再比如，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东欧地区处于东西方大国和以大国为载体的大的文明影响之中。考察东欧曲折的政治发展进程，有助于深化对大国关系和不同文明交融与冲突的理解。

一

柏林墙有具体的和抽象的双重含义。具体的柏林墙是1963～1964年间用钢筋水泥修筑的，它将东西柏林隔离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抽象的柏林墙形成于二战快结束时，美苏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划分将东欧国家对外关系的朝向和社会发展的走向都从西方强扭向东方，欧洲大陆出现了一道丘吉尔所谓的“铁幕”。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有形的柏林墙的来世与离世都比较突然。对此，有学者这样描述道：“柏林墙的倒塌就像当初修建它一样，发生在一夜之间。1961年8月12日，一个城市和这里的人们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被分裂了，1989年11月10日的早上这种分裂不再有了。”[①]然而，横亘在欧洲大陆中间和横亘在东欧国家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柏林墙的筑起和拆除却非易事。处在东西方大国之中的东欧各国，在国际舞台上力小言轻，甚至在近代连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将它们在欧洲的东方和西方划来划去是大国首脑弹指一挥间的事儿，“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比把这件事写出来还要快”[②]。但是，大国及其大国的政治发展影响对它们来说，有的是难以继承的遗产，有的却是不得不背负的十字架。

在中国，许多著作都谈及了东欧国家战后与苏结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它们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二战之前的东欧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苏联少有联系。政治上，它们要么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要么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它们要么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国，要么是市场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工业或农业国。外交上，主张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站在德奥一边，主张维护凡尔赛条约的国家与倚重法英。不仅如此，在政治文化上，地处中欧的波匈捷属于天主教文化圈。巴尔干半岛情况比较复杂，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共和国属于天主教文化圈，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波黑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族属于伊斯兰教文化圈，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其他共和国大体可以归为东正教文化圈。在这一时期，东方的苏联的社会发展却是以一党制、计划经济和否定宗教的共产主义文化为基本特征的，而西欧的社会发展却是以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和天主教文化为基本特征的。东欧国家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是不难看出的。于是，为了表明与西欧的亲近和对俄罗斯的疏离，一些认为自己属于西方民族的人（如波兰历史学家奥斯卡·哈莱茨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后来还提出了“东中欧”概念，以此说明他们的国家一直以来属于“西欧的东边”，而不是“东欧的西部”。[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联系“硬性切割”了，同时又它们与苏联“强行连接”在一起。对于大国的这种安排，东欧国家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说不的权利。由于苏联的社会发展模式从空间上看更不适合东欧国家，[④]于是，在整个冷战期间，东欧国家始终没有断摆脱苏联模式、重续与西欧各方面联系的念头，用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表达着自己的诉求。苏联则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用各种手段将东欧与自己牢牢地捆定在一起。表面上高度一致的苏东关系实际上暗涌波涛，走与留之间的争斗始终没断。在这过程中，西方对苏联不肯违约，将东欧的反抗视为苏联阵营内部的事，暗中乐于煽风点火，但公开绝不得罪苏联。这样，由于力量的极不对称性，东欧的挣扎一次次被扼杀了。但是，苏东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越积越深。等到苏联自身和它与西方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东欧各国终于以“剧变”方式从苏联及苏联模式的控制下摆脱出来。

二

东欧剧变的过程是世人皆知的事，有关它们的描述和评析汗牛充栋。抛开细节不谈，剧变的核心就是东欧国家与以社会主义为纽带的对苏关系和以苏联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模式决裂。于是，国家改名，政党换“性”，对原共产党进行全面的清算，政治情感压过理性选择等等就成了东欧各国的普遍现象。不仅如此，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东欧一直在做的就是洗涮自己身上的苏联痕迹，重新套上西方的外衣，这成了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围绕这个主旋律演奏的乐章是全方位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还有文化心理上的。限于篇幅，本文只论及柏林墙倒塌后东欧的政治发展。

总的看，东欧各国都以势力苏联式的一党制、建立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为目的。当然，由于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与西方文明远近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以及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弱不同，东欧各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也有比较大的差别。有学者将它们的政治转轨分为自由民主和民族分裂两种类型。[⑤]

属于前一种类型的国家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南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发展的主要标志是民众的政治选择由情感转向理性，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不过，东欧国家毕竟远离西方四十多年，而苏联模式的实践也是四十多年，无论接上前者还是断掉后者都不是易事。

在1992年之前，在罗马尼亚之外的其他东欧国家，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右翼政党政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及与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左翼政党历史包袱沉重，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在政坛上影响有限。当然，右翼政党都并不稳定，它们多半由原反对派演变或组合而成，意识形态各异，纲领主张也有很大区别，只是在反共的旗帜下聚合在一起。比如，在波兰，团结工会起初分裂为支持瓦文萨的“中派协议会”和支持马佐维耶茨基的“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两派，后又分裂成自由联盟、中派联合党、农民联盟、团结工会、劳动联盟、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和无党派改革阵营等十几个立场各异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同时，由于政治观点对立严重，不同类型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在反共浪潮高涨的剧变初期，共产党成为非法政党而被禁止活动，其领导人被捕入狱，党产全被没收。社会民主党虽然获得了合法地位，但同样不能继承原来共产党的党产，党的活动经费极度短缺。在竞选过程中，反对派也总是抓住原共产党的后继者的历史问题不放，借反共来降低这些后继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社会党为了摆脱历史的包袱，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甚至在选举中也打出反共的旗号。因而，在大部分国家的政坛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同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要比社会民主党与右翼政党之间距离更大。社会党在选举中宁愿与中右翼政党为伍，也不和共产党结盟。[⑥]

 1993年以后，这种情形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东欧各国政坛形成了左、中左、中右、右阵线分明的政党格局。剧变之初，东欧民众普遍有这样一种幻想：废除了一党专政和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就能迅速发展，人们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和混乱，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面对痛苦的现实，他们对各种政党的态度不再根据感情上的好恶，而转向它们的业绩。那些高喊反共、反社会主义口号的“民主派”缺少执政的经验，没有治国和发展经济的能力，相继在大选中败北。各国社会民主党抓了这个机遇，逐步明确自己的有别于自由主义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日益赢得民众的支持，陆续上台执政。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左翼的回归”[⑦]。需要指出的是，绝不能从传统的学术角度高估这种现象，它不是什么共产党的“东山再起”。第一，这些政党已变成了西欧式的社会民主党，与原来的共产党完全不同。第二，它们是在议会民主框架里以其可以吸引民众的政策主张上台执政的，与过去的权力垄断完全不同。第三，选民在选举中投谁票也不再根据这个党与共产党有什么历史瓜葛，而主要看该党的政策主张是否迎合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可以将任何一类政党推上台，也能够把它们拉下台。

无论如何，左翼的回归表明了东欧反共浪潮的消退，社会逐渐走向理性化。也就从这时开始，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或政党集团的紧张关系也变得缓和起来。各种类型的政党都认识到多党政治的规则就是各党轮流交替执政，因而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而不是凭借暴力冲突来反对选举结果。与此相适应，左翼、右翼阵营内部经过几年的分化重组，阵线分野也逐渐清晰。在目前东欧的政治图谱中，左翼力量的主要代表是共产党。中左翼的主要代表是由原执政的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改建社会党”，“重建社会党”和剧变后新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右翼政党的主体是自由民主党和带有宗教性质的保守党。右翼的主要代表是民族主义政党。当然，这只是总体而论，并不排除个别在个别时期发生个别情绪化或暴力化的事件。比如，近几年匈牙利发生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坟墓被掘，波兰前共产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被起诉等都可谓是“剧变”的回音。

三

克罗地亚、波黑、南联盟等国属于后一种类型，它们都是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的。这些国家虽然也都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形成了左、中左、中右、右等各派政党相互分野的政党格局，社会主义政党也都是在西方式的政治框架内沉浮。但是，由于民族问题比较复杂，这些国家不仅民主化进程相对缓慢。

克罗地亚境内12%的居民是塞族人，其聚居区占克罗地亚领土的1/3。他们在剧变之初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而且要求塞族人克罗地亚分离与塞尔维亚合并，1991年3月建立了“塞尔维亚克拉伊纳自治区”。克罗地亚政府派特种部队进行镇压，塞族方面则在前来干预的南联邦人民军的支持进行抵抗。克罗地亚独立后，塞族也正式宣布成立脱离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声称要与波黑塞族合作，与塞尔维亚共和国统一。结果，克罗地亚就陷入以境内塞族武装、南联邦人民军为一方，克罗地亚军队为另一方的混战状态。直到1995年11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总统签署了《代顿协议》之后，塞族同意将其控制的地区归克罗地亚政府管辖，它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才逐渐平息。从这开始，克罗地亚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开始形成，但比起前一类国家来，不仅时间滞后，而且民主化程度也低，出现形成了温和的民族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局面。

 波黑的政治发展更是经历了不同民族间血腥杀戮和国际社会的介入甚至武装干预。波黑原为前南的第三大共和国，440万人口中43.7％是穆斯林，31.4％是塞尔维亚人，17.3％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之后，波黑的三大民族围绕着共和国的前途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塞尔维亚人主张波黑留下南联邦之内，克罗地亚人提出将波黑分成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穆斯林三个地区，组成一个联邦，穆斯林则打算在波黑独立后成为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国家。1992年3月，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两族的支持下，波黑共和国脱离南联邦，而坚持要留在南联邦内的塞尔维亚人则随后单独建立了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为了争夺领土，三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便不断升级，武装冲空的规模越来越大，一直持续了三年半。根据《代顿协议》，波黑由穆克联邦（占领土的51%）和塞族共和国（占领土的49%）两个政治实体构成，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和警察部队联邦一级由三大主体民族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三人轮流坐庄的主席团，下设部长会议（政府）和议会。在波黑的中央国家机构中贯彻三个民族平等的原则。议会两院中，三个民族的代表人数相等。议长和副议长的职务实行三族轮换制。

南联盟的政治发展过程更为曲折。南联邦解体后，塞尔维亚和黑山组建了南联盟，由塞尔维亚共盟演变而来的塞尔维亚社会党长期执政。塞尔维亚社会党后在党纲中明确规定将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接受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但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又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控制。反对党也长期受到社会党的打压，一直不能发展成与社会党相抗衡的力量。与此同时，社会党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激进的立场，不但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发生了战争，更成为波黑战争中塞族力量的主要支持者，在对外关系方面选择了亲俄罗斯而疏远西方的策略。因此，在西方人的眼中，塞尔维亚社会党和米洛舍维奇都是原共产党的继承者。[⑧]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固然是由阿族和塞族之间矛盾与冲突引起的，但是，西方对南联盟大打出手同样有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针对性。由于南联盟在科索沃战争中战败，不仅执政十余年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在选举中落败，而且米洛舍维奇在总统大选中也落选。反对派上台后，同样对社会党采取了打压的政策。2001年4月1日，仍是社会党主席的米洛舍维奇被塞尔维亚警方以“滥用职权和合伙犯罪”等罪名逮捕入狱，在6月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在民主反对党联盟的打压下，社会党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在2007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只获得了250个议席中的16个席位，而民主党将获64席，民族主义政党塞尔维亚激进党以81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这过程中，塞尔维亚和黑山分离，各自成国，科索沃也于2008年2月单方面宣布独立。

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民族主义超载了其他各种“主义”，成为主要的政治思潮。各政党的主张不论是自由主义，或是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都被民族主义所包裹着。

四

绕了近半个世纪的圈子，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又转回到二战之前的起点上。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倒退，而是在新的层次上更为复杂的发展。因此，东欧国家的这20年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总的说，这些国家都实现了政治转型，即由过去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如今，由原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新建的或重建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及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基本都在这个框架里开展竞选活动，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发展中起着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各种类型政党的分化组合依旧频仍，即使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这些回归欧洲比较快的国家迄今为止也没有定型的政党政治，虽然摆脱了过去那种情绪主导政治的局面，但到底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现在仍然看不出来。东欧地区政党政治的不成熟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比如，它多党制并没有完全改变特权阶层和权力腐败问题上面。在与一些东欧国家的学者交流中，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过去的腐败和特权问题出自于一个党（即共产党）内，而现在这些则分别出现不同的政党（左中右政党都有）当中。换言之，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多党和议会民主制得到根除。再比如，东欧地区国家政党政治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够，许多国家不仅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是一朝天子一朝政。各个政党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后，更多地是关心本党或本集团的利益，而非从全社会着眼，比较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的整体的和持续的发展。中国驻东欧某一国使馆的教育官员告诉我，中方与该国政府签署了一个教育交流协定，可没有履行，执政党在大选中下台了，新上台的执政党就不认账了。

东欧地区的国家多，大小不一，贫富差别大，民族和宗教状况更是十分复杂。因此，观察它们的社会发展不能是单一维度，需要多个视角。首先，从文明的视角看，这一地区的国家处于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交汇处，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明影响。天主教文明大体上等同于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文化，强调民主、共和与法制；东正教文明大体上等于俄罗斯文明，受拜占庭和蒙古的古文明的影响较大，突出集中和个人权威。在东欧地区，比较起来，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比较发达而外交完全融入西方的都天主教（个别国家是新教）国家。而东正教文明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落后，政治上要么有集权倾向，要么不太稳定；对外关系上，要么与西方比较僵持，要么正将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目标而努力。当然，文明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这里讲的无疑是表面上的，深刻的内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这些表面现象是否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原苏东国家对外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呢？其次，从大国的视角看，无论是从前的俄国、苏联还是今天的俄罗斯，都是欧洲东部的大国。但是，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却都属于中东欧的小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少有当家作主的时候。中东欧地区从古到今都是大国势力称霸欧洲和称霸世界的重点或起点，但是，包括俄国（苏联）在内的大国在划定势力范围和构建世界体系的时候又极少考虑中东欧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与诉求，而主要是将它们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或争取、控制的对象。在历史上，中东欧各民族的独立程度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民族国家，它们的疆域大小，外交走向等等，几乎都是由大国决定的。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的这种历史宿命仍在继续，无论加入了欧盟和北约的还是正准备加入的国家，实际上仍夹在西方大国与俄罗斯之间，仍是它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实际上仍然局限在大国冲突或妥协的框架之内，它们的利益和诉求仍然从属于大国关系的需要。反过来讲，大国关系依旧是影响中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北约东扩、美国在东欧一些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等，东欧国家不仅没有任何主导权，而且有被大国随时出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