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罗明是罗马尼亚著名的汉学家、外交家、北京大学的杰出校友,本名叫拉穆鲁斯.扬.布杜拉(Ramulus Ioan Budura)。他1931年出生,1950年赴华留学,先后在清华大学学习汉语和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罗明几乎为所有罗马尼亚主要领导人和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过翻译和陪同,如罗马尼亚的格罗查、乔治乌-德治、基伏、波德纳拉希、毛雷尔、齐奥塞斯库等,中国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华国锋、江泽民、李鹏等。在一些多边的国际场合,罗明还近距离地接触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主要领导人。1990年,罗明出任第十一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罗明不仅经历和参与构建了不寻常的中罗关系,而且见证了中国与苏联的跌宕起伏关系,他的经历是研究中国与东欧、与苏联关系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2011年4月,我随周其凤校长访问罗马尼亚的期间,罗明大使举行家宴招待代表团。席间,我提出对罗明大使做口述历史采访,得到了罗明大使的应允和周校长的支持。8月下旬,我专程前往布加勒斯特对罗明大使和他的夫人萨安娜女士(1950年与罗明一起来华留学,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罗马尼亚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做了50余小时的访谈,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孔寒冰:我们今天谈谈您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吧?
罗 明:我人生中一次宝贵的经历就是被派往中国完成大学学业。这让我有幸认识了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新中国的领导人,以外交官和翻译的身份认识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陈毅、彭真、彭德怀、贺龙、李先念,以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的身份认识了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此外,我还见到华国锋和胡锦涛主席。然而,最使我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我与他的交往中除了官方涵义之外,还包含着丰富的情感,而这些随着时间流逝有着更为久远的价值。我永远记得的是,在许多招待会上,不论是以主人还是客人的身份,周恩来总理都会在与会者中转上一圈,同每个人问候几句。他也常常会注意到我,然后说:“嘿,罗明,干杯!”要知道,我的外交级别是享受不到这种干杯的礼遇。
孔寒冰:您第一次见周总理是什么时候?
罗 明:1954年,周总理接见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我陪同前往。在50年代,由于多种原因,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更换得比较频繁。周恩来既是总理也是外交部长,所以,罗马尼亚每一个新的大使到任,总是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从1954年起,到任的大使受周总理时,都由我陪同并做翻译。所以,我跟周总理会见的次数比较多。
孔寒冰:先问个题外话,50年代罗马尼亚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更换驻华大使?从相关文献上看,1950~1952年是鲁登科(Theodora Rudenco),1952~1956年是郭佐文(Iacob Cotoveanu),1956年换成乔洛尤(Nicolae Cioroiu),1957~1959年还是鲁登科,1959~1961年是扎哈列斯库(Barbu Zaharescu),1961年换为乔治乌(Dumitru Gheoghiu)。
罗 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更换驻华大使,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罗马尼亚同苏联、同中国关系的复杂性。鲁登科中学时代就参加了罗共的地下活动,与乔治乌-德治一起蹲过监狱。所以,他深得乔治乌-德治的重用。在来中国之前,他担任过驻南斯拉夫大使并兼任驻阿尔巴尼亚公使。1952年回国之后,鲁登科升为外交部副部长。也就是在这一年,罗共中央将包括外交部长波克夫人在内的一些亲苏派开除出党,外交部的许多领导人也都被撤职了。需要指出的是,鲁登科原本是乌克兰人,但国籍是罗马尼亚,他的地位和作用在某一种程度上同罗马尼亚靠近苏联的政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让他当大使,也反映出罗共在对苏关系上还是小心翼翼的。郭佐文在任的三年相对平淡。他原来是一个铁路工人,后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1956年来华任大使乔洛尤本来是外交部副部长,这说明罗马尼亚比较重视对华关系。由于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对东欧控制的相对放松,也由于我们自己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从1957年起,罗马尼亚开始改变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试图强化自己的自主性。为此,罗共中央就大规模地调干部,亲苏的鲁登科再当外交部副部长好像不那么理想,于是又把他派到中国来当大使,这还因为他曾在中国居住过。鲁登科1959年2月回到罗马尼亚后,被任命为俄语学院院长(相当于一个大学)。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罗马尼亚建立了俄语学院,布加勒斯特有斯大林塑像,有斯大林广场,有一个苏联解放者的纪念碑,有斯大林大街,几条重要的街道以苏联元帅的名字命名的,好几个中等学校都带有苏联人的名字,还有一个俄文书店。罗共中央内部有许多人是亲苏联的,完全接受当时苏联的理论。在当时,国际主义的基石是忠实于苏联。罗马尼亚的特殊机构都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1957年换大使,主要是不让鲁登科再做外交部副部长。1962年,罗马尼亚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对苏政策,到1964年上面说的那些都取消了。1965年,斯托伊卡访问苏联时,罗马尼亚与苏联关系成为讨论的重点问题。勃列日涅夫对斯托伊卡说:“你们在罗马尼亚开展了一个反苏运动。”斯托伊卡则辩解道:“这些不是反苏运动,我们还继续坚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同苏联的联盟。我们承认苏联在战争中给予罗马尼亚的帮助,也承认它协助我们发展经济。但是,按照罗马尼亚的民族特性,我们认为有必要改变当时的一些极端的做法。”
孔寒冰:所谓罗马尼亚的自主性外交政策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罗苏关系和中苏关系都有影响,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与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纠结在一起的。再回到今天谈的问题上。您许多次见周总理,对哪一次的印象最深?
罗 明:其实,每一次印象都很深。不过,1956年的那一次比较特殊。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东欧有波匈事件,苏共召开了二十大,中共不仅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而且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样新的气氛当中,苏联已经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口号,它以为可以通过协商、谈判同美国解决一系列的国际争端、问题,包括中国的台湾问题。因此,在印度举行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议,苏联代表就主张中国大陆同台湾同时加入这一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地解决台湾问题。当年夏天,我陪同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洛尤拜访周恩来总理。我们一进去,他就上前跟我们打招呼,并给我们让座上茶。周总理穿着一身浅灰色的薄制服,看上去心情很不错。可是,当提及苏联建议中国红十字组织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红十字组织大会时,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严肃起来。周总理明确地说:“苏联这样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周总理从左手小指开始一个一个数,有条理地向我们列举种种理由来解释说明,虽然收到了邀请,但是中国红十字将不会参加大会。隶属于台湾政权的红十字组织是世界组织的成员,它将出席大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参加任何一个有“中华民国”代表参与的国际组织,也将不会出席任何一个有台湾省代表参加的国际大会。周总理一口气说完了这些,立刻叫来速记员,把这些记录并传送外交部,把它作为政府的官方立场。几周后,罗马尼亚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完整表述了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有蒋介石代表的组织、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会出席任何有蒋介石代表出席的会议。这也表明了周恩来总理怎样发挥他的智慧。
孔寒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您还见过周总理吗?
罗 明:见过。1958年,我们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访问中国。周总理作为主要的东道主接待了他,我是斯托伊卡的陪同翻译。他们会谈的主要内容是罗马尼亚和中国的合作与交流问题,有经济方面的,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谈得非常好。斯托伊卡同周总理会谈之后,又去了湖南洞庭湖,在那里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总的说,周总理从一开始不给我留下的印象就非常好。他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对待我好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让我感到非常温和亲切。
孔寒冰:到了六十年代,您与周恩来总理接触的机会是不是更多了?
罗 明:对。60年代初期,为了让外交使团了解中国现状,中国外交部提出组织在京的外交官及其夫人一年两次调研旅游。周恩来总理当时兼任外交部部长,许多具体事宜都是他亲自安排。我是作为大使的翻译和使馆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观游览是安排在天津。当时的天津混凝土公路很宽阔,来往的车道上却是什么样的车都有,骡车,人力车,独轮手推车,黄包车和自行车,还有身负重担的行人。我还有幸出席过多次由周总理主持的活动。据我的观察,周总理总是十分小心地处理各种关系,尽量避免出现任何差错。1962年12月,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筹备共和国日招待会的时候,时任大使的德米特鲁.乔治乌神秘地笑着对我说:“这次我们要邀请所有的中国领导人出席,包括毛泽东主席。”我十分惊讶地说,这不大可能吧,虽然这是一次盛大的纪念会,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毛泽东主席一般从不出席招待会,更何况这也并非是国庆日。大使保持微笑,还是让我们把所有中国领导人考虑在内。不过,令我吃惊同时也让其他外交人员十分惊讶的是,招待会很成功,来了很多中国领导人,其中包括周恩来总理。常常是尊贵客人的苏联大使也到访。但在这次会晤中,并没有传达出特别的信息。然而,这么多中国领导人友好热情地出席招待会,已经说明了很深刻的涵义。1962年年底,罗马尼亚代表在不同意莫斯科领导人观点的时候,通过某种方式暗示说,中国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
孔寒冰:用的是什么方式?
罗 明:1962年,在经互会的几次会议上,罗马尼亚代表都站出来反对苏联及其追随者提出的一体化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损害了成员国的主权和独立,妨碍了它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本国经济。罗马尼亚方面每次都向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介绍了这些情况,也了解到了中国政府支持罗马尼亚的做法。在这种背景下,罗马尼亚驻华使馆邀请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出席国庆招待会,就是要向世界表明,罗马尼亚有像中国这样的重要朋友的支持。
孔寒冰:您上面讲的都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您讲讲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的一些情况吗?
罗 明:没有问题,我想重点讲一下周总理1965年和1966年到罗马尼亚访问的情况。他第一次访问罗马尼亚是在1965年。这年3月19日,乔治乌-德治在布加勒斯特去世,当时才64岁。罗马尼亚为乔治乌-德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出席,中国代表团就是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副团长是谢富治。本来在早些时候,中国方面就向罗马尼亚提出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的建议,但因乔治乌-德治患病不能出面接待而未能成行。乔治乌-德治同志去世为周总理的访问提供的契机。
孔寒冰:乔治乌-德治去世后,中国方面不仅主要领导人都发去的唁电,《人民日报》发表了高度评价他的社论,而且决定派周恩来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
罗 明:
孔寒冰:2003年,周总理的卫士长的成元功先生在《党的文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专门讲周总理没有穿棉衣为乔治乌-德治送葬细节。按他的说法,周总理不仅没有穿大衣,没戴帽子和手套,而且没有穿毛衣毛裤。我还想问一下,周恩来总理这次在罗马尼亚还有别的活动吗?
罗 明:有的。参加完葬礼之后,中国代表团25日参观了普洛耶什蒂州的一座博物馆,这里原是囚禁过乔治-德治的监狱,还参观了这里的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离开罗马尼亚之后,中国代表团又访问阿尔巴尼亚等国。但是,你知道,中国方面之所以如此看重乔治乌-德治葬礼这件事,还是有其他考虑的。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苏论战告一个段落。乔治乌-德治去世,齐奥塞斯库成为罗马尼亚党的新领导人。对中国来说,它需要了解苏联新领导对中苏论战的立场,也想了解罗马尼亚新领导人对中苏论战的态度。另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想知道中国的立场和观点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我说,乔治乌-德治的葬礼也是一个特别的外交场所。
当时,罗马尼亚方面还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恢复同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在乔治乌-德治葬礼上,忽然,一个运动员般身材高大的男子向我走来,跟我说想要问候周恩来总理。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但他风度翩翩,使我不得不考虑他的请求,陪同翻译众多的职责中还有一条是要让客人避免尴尬境地。我把他介绍给了总理,他们两人握了手并寒暄了几句。最后,周总理问我:“他是谁?”我告诉周总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我问别人才知道,他是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兰科维奇。中国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激烈论战,尤其是来自中国方面的声音是众所周知的。我知道总理已经记住了他的名字,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在葬礼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我陪周总理走进党中央大楼,这里曾是尼古拉王子的宫殿。罗共将在此举行与中国代表团举行午宴和正式会谈。齐奥塞斯库,毛雷尔,波德纳拉希都很高兴地祝贺周恩来总理,因为他做出了历史性的动作,向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对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代表伸出了手。周恩来总理笑了起来,毫无疑问,他把罗马尼亚领导人的祝愿看作是一个好兆头。尽管1958年中国又批判南斯拉夫了。但是,周总理心里明白,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我觉得乔治乌-德治说说过的一句话特别正确:中国共产党人心里早就有了准备,批评现代修正主义其实只是一个暂时的计策。再往后,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铁托元帅访问北京并与毛泽东主席会面。对罗马尼亚外交而言,这也是令人高兴的。我们为那些与罗马尼亚有紧密关系的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努力奋斗。另外,在这次会谈中,周总理同罗马尼亚的新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就双边关系、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意见交换。
另外一点也应指出。你知道,1964年8月美国空军开始轰炸北越,发生了东京湾的事件。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大约用了十分之六的时间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苏联始终希望同美国达成一个协议,停止印度支那战争,而中国那个时候反对我们这一方(社会主义阵营)不会充分利用战场上的优势,从而在会谈的桌边达成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协议。中国不止一次说过,在会谈的桌边可以达成的协议都取决于战场上的结果,举行会谈的那些人必须得知道怎样充分的利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当时,苏联比较倾向于尽可能早一点同美国达成协议解决这一问题,而中国认为首先在战场上获得优势,迫使对方接受我们的要求。所以,周恩来总理虽然是出席乔治乌-德治的葬礼,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就是说服罗马尼亚人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立场。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不管是基伏·斯托伊卡还是毛雷尔,在与周恩来总理交谈的时候,对表示对他介绍的很多情况都不是很清楚,非常感谢周总理通报这些,并且也倾向于同意周恩来总理的看法。他们的意思是:我们不应当拒绝谈判,但也应该考虑到什么时候开始、怎样进行谈判。我觉得,周恩来总理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讲话说服力也是很强的。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孔寒冰:在中国,有不少报刊杂志发表过采访过您的文章。我记得其中有一篇谈及了您与周总理之间的近距离交往。
罗 明: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有趣故事。我跟周恩来总理后来也经常见面,我们也很熟了,而且我觉得他也很喜欢我。那天会谈结束之后,周总理要回到他的罗共中央招待所,这里过去叫斯纳戈夫宫。当时,罗方的一些领导人要送他去。周总理说:“都不用了,你们都留在这儿吧,罗明陪我去就行了。”车来了,他坐上汽车后座。我则打开另一侧车门,弯腰去拉折叠椅。这一般是我做翻译时的专座,便于主客之间的交谈。但是,周恩来总理示意我坐到他身旁。我问他累不累,并非仅仅出于礼貌,而是觉得确实感到他公务过于繁忙。他回答说不累。然后,我询问他关于晚餐和早餐的意见。这一年,周总理67岁,从中文资料中知道他是三月生人。所以,我们的领导人想知道一下周恩来总理的生日是哪天,届时想向他表示祝贺,所以让我想法打听。落座之后,我就把话题引到这里。周总理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想法,但仍依旧继续兴致勃勃地同我聊着。后来,我就直接问他:“总理,您什么时候的生日?”他没有直接告诉我,而是说:“当树木开花,鸟开始叫的季节。”“那是春天”,我问道。“是的”,他点头。“可是”,我有些不解地问:“中国农历有个春天,罗马尼亚阳历也有个春天。您说的树叶抽枝,花朵含苞,小鸟归来的时候,具体是哪个月呢?三月?”周总理看了我一眼,微笑地表示赞同。然而,我再试图探询具体是哪一天的时候,他转移了话题,让我跟他聊聊在北京的学习和我家庭的事情。到了斯纳戈夫宫我下车的时候,周总理对我说:“嘿,罗明,你没有完成你的任务!”然后,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不过,没关系。下一次吧!”周总理笑了起来,那是一种只有东方人特有的笑声。对他的要求,我只能毫无怨言地顺从。尽管没完成任务,但是,我还是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曾做出过决定,不给共产党领导人庆祝生日,不得给在世的领导人立雕像,不得用领导人名字作为街道、场所或住所的名称等。周恩来总理遵守了这些规则。
孔寒冰:下面我再谈周恩来总理1966年那次访问罗马尼亚吧。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在国内读到了
罗 明:是的,我与
关于周总理这次访问过程的曲折和原因,
孔寒冰:毫无疑问,当时中国和罗马尼亚都面临着比较复杂局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序幕,这场以反修防修为主旨的政治运动也映射着中国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罗马尼亚在乔治乌-德治去世之后,进一步强化自主性外交政策,比如,反对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抵制通过经互会和华约搞苏东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体化。正因如此,罗马尼亚也面临着来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比较大的压力,华约国家首脑会议将于当年7月初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很明显,中国的支持可以大大地减轻苏联对罗马尼亚的压力。另一方面,在中苏争论过程中,罗马尼亚并没有像东欧其他国家那样紧紧追随着苏联,而是持中立的立场并且试图做中间人进行调解。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也需要罗马尼亚的支持。
罗 明:所以,1966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中罗对话不仅对于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领导层而言,而且也是对中国甚至对国际社会而言都是有着特别的意义。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年,美国也在越南危机中越陷越深。周恩来总理这次是正式访问,从
孔寒冰:可是,
罗 明: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们是站在不同角度来回忆这些过去的事情,描述的事实和评价不可能完全一样。比如,
孔寒冰:您能从自己的角度介绍一下周总理在访问期间与罗方特别是齐奥塞斯库之间的争执吗?
罗 明:其实,即使是
孔寒冰:应当说,在反对苏联的一些做法上,罗马尼亚和中国是有许多共同点。但必须注意到,罗马尼亚与苏联的分歧侧重在控制与反控制方面,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主要是意识形态上。另外,中国是一个独立于苏联之外的大国,而罗马尼亚则是苏东集团内的一个小国。罗马尼亚需要中国的支持,但又不想进一步扩大自己与苏联的分歧。因此,在中国大论战中,罗马尼亚以中立的立场进行调解。
罗 明:大体上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周总理访问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小插曲并不奇怪,也并没有影响访问的结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发生在“罗中友好群众大会”召开之前周总理与罗马尼亚领导人之间关于讲话稿的争执。这次会议是
在这之后,我们坐上汽车就到了共和国宫的大礼堂。不过,有人报告齐奥塞斯库说,周总理的讲话稿中还剩下两三处攻击苏联的话。齐奥塞斯库的性格比较急,也比较容易发脾气。这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坚持要将其删除。周总理到了共和国宫之后,齐奥塞斯库陪他进入贵宾休息室。落座之后,齐奥塞斯库直接要求周总理把讲话稿中最后几处批评苏联的话去掉。在大厅大窗旁的长椅上,一场紧张严肃的谈话正在展开。齐奥塞斯库说,我们不能允许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一些攻击性的话语,从而影响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当然不同意了,他提出很多理由。其中,根本的一条是:“这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得到的稿子,是我们领导批准的稿子,这是代表我们共产党、我们国家政府的立场的稿子。”齐奥塞斯库还是不同意,周总理仍保持着冷静,重复之前的理由,强调中方已作出让步并表示不改变立场。这时,齐奥塞斯库站了起来,从衣袋里拿出他的稿子,一下子撕碎扔在地上,然后说:“那好吧,我不再讲话了。”他还说:“这样子吧,我们入场就自由讲话,提到我们的友谊,提到这次访问的成功,提到我们还继续发展我们的合作等等。” 很明显,齐奥塞斯库被惹恼了,他建议放弃已经准备好的讲稿,只发表简短的演讲,另一个无奈之选则是不参加集会。
孔寒冰:当齐奥塞斯库把那个稿子撕了之后,在场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罗 明:所有人都震惊了,随后是寂静,每个人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呆若木鸡,好像没什么可说的。
孔寒冰:关于齐奥塞斯库与周总理发生争执并发火的情节,
罗 明:我前面已经讲了,虽然是回忆同一个事件,我与
孔寒冰:后来这个僵局怎么打破的?
罗 明:我不这样认为,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毛雷尔对缓和当时的僵局起了主要的作用。齐奥塞斯库发火后,毛雷尔觉得情况不太对头,所以,小声地用温和的语气对周总理说:“周恩来同志,还是按照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建议办吧。”紧张的气氛出现了微小的转机。周恩来请求允许他与代表团的成员进行商议一下。回到代表团中间后,周总理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交换了意见之后,出来告诉罗方,他同意自由发表简短讲话,不用原来的讲话稿,但会后不发表联合公报。
这样,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周恩来总理终于在齐奥塞斯库的陪同下步入会议大厅,等待了近三个小时的集会群众爆发热烈掌声与欢呼,气氛也随之热烈起来。周恩来总理讲得非常好,不时地被听众的热烈掌声所打断。他甚至邀请在场的人有机会的话都去中国,看看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的。周总理的讲话没有偏离中罗两国人民团结和友好这个主题。周总理讲话的时候,齐奥塞斯库总是转过来在翻译之前问我他说了什么。我的回答让他十分高兴。
这次群众大会虽然圆满结束了,可是,会前周总理与齐奥塞斯库之间毕竟发生过不快,如何结束这次正式访问成了问题。在回住处途中,周恩来总理再次告诉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不同意发表什么公报。”这时已是晚上了。刚把周总理送回到住所,我接到了总书记府邸打来的电话,几乎全部罗马尼亚领导都聚集在那里。他们问我客人们在做什么,我说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于是,他们要我马上去齐奥塞斯库家里。到那后,齐奥塞斯库对说:“你告诉周恩来总理,我们接受他的想法,不发表联合公报。但是,我们还是想发表一个新闻公报,它的内容罗中双方可以协商。”另外,周总理的访问结束,还有一个告别的问题。由于两个人吵架了,所以,齐奥塞斯库想请周恩来总理到他家里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正式告别。齐奥塞斯库让我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周总理。我要走的时候,波德纳拉希告诉我:“你要仔细想想怎么转达这个口信,注意表达方式。”旁边一个人马上说:“没有问题,罗明知道怎么说,他有经验。”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波纳拉希还是很重视同中国的关系。我走过马路,就到了周恩来总理住的地方,向转达了齐奥塞斯库的意思。周恩来总理同意了,于是,我们就一块去齐奥塞斯库家。齐奥塞斯库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周总理,他们坐下来喝了一杯茶,谈了一会儿话,也就算正式的告别了。
孔寒冰:蒋本良先生的回忆录中在相关章节中专有“辞行拜会”一目,对这段情节也另有描述。对此,您能理解,我也能理解,在中国必须得这样写。关于齐奥塞斯库,我还有两个小问题,一是他为什么会在那种场合发火呢?二是在您看来齐奥塞斯库对中共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罗 明:关于前一个问题,因为苏联方面总是说我们靠近中国,它随时可以改变同我们的关系,把罗马尼亚看成是中国的盟友。1966年,你们同苏联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罗共中央就决定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所以,不能同意周总理在罗马尼亚的讲话中批评苏联和苏联领导人。这种情况让某些规矩成为官方条例并由外交部监督,即任何外国代表机构不得发表或发行攻击他国或将会影响罗马尼亚对外关系的论战材料。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他对中国还是友好的,他不接受的是公开争论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在罗马尼亚发生,同样也不允许苏联攻击中国。
孔寒冰:除了对苏联的态度之外,当时中罗之间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分歧?
罗 明:肯定有。比如,那个时候罗马尼亚主张两个军事集团都应该取消,这样的组织没有必要,对国际形势也起不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周恩来总理就说:“你们还是不要这样认为吧。”当时,罗马尼亚人没有完全理解他这样一句话的背后有什么想法,因为那个时候两个阵营的冲突集中表现在欧洲的大陆上,我们希望不要把这种冲突转移到别的地区。
孔寒冰:我看了您像册上的那些老照片,有一种直观感觉,不知对不对。从面相看,齐奥塞斯库不像乔治乌-德治、波德纳拉希、毛雷尔等人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厚道,而是有些尖刻。
萨安娜:齐奥塞斯库有五个兄弟和三个姐妹,排行老五。有这样一种说法,因为他妈妈一年生一个孩子,所以,他身体不是很好,有一点毛病。
罗 明:不仅如此,齐奥塞斯库做事过于严厉,有时甚至带有一些病态。比如,就在周总理的这次访问过程中,两国领导人在罗共中央大楼举行会谈,双方代表每人有自己的座位,我坐在齐奥塞斯库旁边。他对我说:“当他们讲话的时候你别讲话,你要在别人不讲话的时候讲,以免声音混到一块。”我的一位朋友是速记员,会谈结束把速记稿子递给齐奥塞斯库看。齐奥塞斯库看后就说这句话他没讲,那句话不是他说,另一句是那样的,等等。这个速记员当时很客气对齐奥塞斯库说:“那请您听听当时的录音。”齐奥塞斯库听完之后,就非常不高兴地说:“以后不准再录我的讲话了。”
孔寒冰:周总理这次访问时间一个多星期,您能再介绍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吗?
罗 明:咱们看这些照片吧。这两张是周总理到达布加勒斯特机场时受到热烈欢迎的盛大场面,罗方陪同领导人是毛雷尔,我和中方翻译蒋本良先生走在他们俩后面。这两张是周总理与齐奥塞斯库会谈的,我坐在齐奥塞斯库后面,蒋本良坐在周总理后面。这两张是齐奥塞斯库夫妇陪同周总理步入会场,我走在他们之间稍后的地方,毛雷尔夫妇和波德纳拉希夫妇等人都在后面。这张是午宴全景,一张长条桌子,齐奥塞斯库致辞,我做翻译。这张是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罗方的陪同下到乔治乌-德治墓献花。不过,这个建筑1989年之后已经拆掉了,墓也挪走了。周恩来在齐奥塞斯库和毛雷尔等人的陪同下到外地参观,这是接见一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海滨城市康斯坦察,齐奥塞斯库陪同周总理参观黑海边的一个博物馆。在这座城市的一座疗养院,他们也举行了会谈。这些照片反映的是周总理参观化工厂、木材厂和农业研究所的玉米、向日葵试验基地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都是我为他做翻译。在工厂里,技术人员、工程师对他们的产品有一个特殊的称谓,经理用内行的话介绍情况。但是,我都能将它们译给周总理。毛雷尔在我后边就说:“我很好奇,罗明会怎样翻译这些。”
孔寒冰:从这些老照片上可以看出,您一直是陪同周恩来这次访问罗马尼亚。他对您的印象更深了吧?
罗 明:是这样的。周总理在布加勒斯特接见在罗马尼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时候,嘱咐他们要刻苦,要向他们的罗马尼亚同学罗明学习。后来,1971年在上海,在一次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准备的招待晚餐上,周总理又问起了我。当得知我在澳大利亚做总领事,他有些诧异地问道:“罗马尼亚方面怎会让一个熟练掌握中文、熟悉中罗关系进展并且熟知中国与远东关系的人离开中罗外交岗位呢?”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新中国的领导人对我的关心与信任是中国与罗马尼亚两国友好、互信互重的直接硕果。1954年至1974年间,我参与了很多次高层会见与会谈,见证了罗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过程。
孔寒冰:以后来的岁月中,您还见过周恩来总理吗?
罗 明:多次见过,但都短暂的。在1966年下半年,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关系比较冷淡,但后来又恢复过来。所以,罗马尼亚代表团1967年和1968年路过北京去越南的时候,都是跟周恩来总理见了面。我特别想介绍一下1967年毛雷尔同周总理的会面。
孔寒冰:从刘勇教授的书上看,1967年,毛雷尔两次来中国。第一次是在7月3~8日,毛雷尔率团秘密来华访问,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四次内部会谈”。除了介绍罗马尼亚国内形势之外,毛雷尔主要劝说中国改善与苏联及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第二次是在9月27日,毛雷尔率团去越南非常正式访问的途中路过北京,周总理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毛雷尔在会谈中还是劝说中方改善与苏东国家的关系。
罗 明:我要介绍的是毛雷尔与周总理的第二次会见。1967年9月,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去往河内访问,像往常一样在北京停留了几日。白天,周恩来总理与代表团主要客人座谈,晚上又在北京饭店顶层设宴招待大家。会谈和宴会的气氛都很轻松,周恩来、毛雷尔和波德纳拉希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感觉很好。我愉快地翻译宾客之间的对话,他们好像也忘记了中国已全面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在谈话中,毛雷尔注意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不寻常作息时间上。那时,他通常晚上开始工作,清晨才去睡觉。周总理解释说,这种反常的作息时间是因为他觉得晚上工作效率更高,安静。白天,他会被各种躲不开的请示打断。周总理说他也想躲避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角们的接触。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当时事务繁多,他鼓励大家多做些事情,不仅仅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他还竭力保护历史文化遗址,平息红卫兵引发的外交冲突,解救受迫害甚至受到死亡威胁的老革命家、知名人士和一些老朋友。罗马尼亚官员们知道这背后的隐情,十分理解并钦佩周总理。周总理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并用它支撑着理解力,这让每一个参与谈话的人都印象深刻。他轻松地做演算,常常涉及百万或上亿的数字,把亩或斤转换成公顷和吨。他喜欢提问也喜欢聆听。我记得,那天晚宴时,他表示并不理解为何要动员工人超额完成计划。他说,计划的意义在于在经济社会增长中排顺序,建系统,鼓励超额就会引出计划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疑问?也是在那天的晚宴上,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他也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走向周总理跟前并向他敬酒,同是大声地说:“我今天在天安门看到您穿着军装,挥舞着红宝书,向红卫兵致意。”几乎所有高层都清楚周恩来总理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罗马尼亚外交官的话该作何理解?沉默一会之后,周总理说道:“这些年轻人应该受到鼓励,所以,有必要站在他们的前列。”我认为,周总理讲的这句话与赞同无关,讲的是责任。控制和领导一场成百上千人参与的群众运动的责任,让其在损失最小的轨道上运行,并且使其必须承认并接受权威。周总理的这种态度让他得以在中国史称“自然灾害”的环境下扮演一种缓和的角色。
孔寒冰:1967年以后,您又见过周总理吗?
罗 明:很少了。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受中苏关系影响,中罗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另一方面,1969年,我被派到澳大利亚当总领事,1972年回来,去之前我是外交部亚澳司副司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驻澳总领馆里有一个安全机构的人,事实上每个大使馆都有这样的人,他向国内汇报说我要叛逃。这个人工作本来就不太好,我对他年度的报告评级上写的是及格,他很不满意。另外,他的哥哥也是这个机构的人。所以,他们合伙就打击我。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同时也为我的两个孩子必须得完成学业,我专门要求回到布加勒斯特。可是,我回到布加勒斯特时没有人欢迎我,按照惯例,一个总领事回来,至少应有一个副部长来欢迎。因为他们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什么工作也没做。当时的外交部长跟我关系也非常好,说可以恢复我的副司长职务,因为副司长的任命是由部长决定的,司长以上是由党中央的书记处和公安部决定的。我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要辞职。”于是,我给他写了一个辞职信。后来,我又去国防部部长那里,对他讲了这件事。他又跟高级的领导人接触,让他们把我的辞职信撕了,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去澳大利亚,调查我究竟有这么一回事。1974年,我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境遇有所改变。有一次,我碰到了波德纳拉希,也把这几年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听后说:“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早些告诉我。你应该告诉我,看看,给你造成的麻烦多大。”还有一次,我那陪同李先念同志访问罗马尼亚的时候,碰到了国防部的部长,我走上前去我他打招呼。他旁边的一个人告诉我:“你还是对的,你是有道理的。”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谁跟我讲话,指的是什么。国防部长告诉我,他是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接着,我被任命为外交部民警武装部队的负责人,尽管我从来没当过兵,这就表明整个的情况有所改变。我后来一直在外交部当参赞,也没给我什么重要的职务。1978年,外交部决定派我到中国去当参赞,但一直拖到1981年才成行。但是,我跟驻华大使特别是大使夫人关系很好,而且80年代齐奥塞斯库的夫人也负责干部工作,他们就把我的名字从外交部去除出去。所以,我在这次只在驻华大使馆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
扯远了。总之,1968年以后,我见到周总理的机会少了。但我知道,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前提出最后的心愿是希望把他的骨灰洒在祖国各地,不要建纪念馆。他爱这个国家,希望能属于整个国家。周总理也是最受爱戴的中国当代领导人,他葬礼还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群众示威。很多年之后,周恩来总理夫人
最后,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波德纳拉希是1976年去世的,比周总理去世只晚半个月。在周恩来去世之后的某一天,他对我说:“既然他走了,那我也可以走了。”可见,罗中两国领导人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
萨安娜:关于与周总理的接触,我想补充一件小事。50年代的时候,北京为外国人服务的单位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理发都得去北京饭店。同时我们也知道,周总理常常在宴会开始以前去那里理发。那时,我的儿子罗阳一岁多了,需要给他理理头发了。可是,他非常的淘气,要给他理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天,我哄他说:“今天咱们要去理理发,你要好好的,不要闹。”开始理的时候,他还好,但过了一会他就开始哭闹起来,几个理发员就一起帮忙按着他。就在正在与罗阳“搏斗”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温暖的声音:“可怜的孩子,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呢!”理发员听声音就停止了,他的帮手们也不动了,我也愣住了,好像没有力气了,连罗阳这个小淘气也不哭闹了。这就是我和我儿子第一次同周总理见面。后来,我经常有机会跟周总理见面。我们在中国留学的学生特别喜欢他,有一个女同学一看到周总理就激动得掉泪。她说:“我从来没看过那么漂亮、那么好的人。”
孔寒冰:那时候,周总理去理发是不是戒备森严,有许多警卫跟差?
萨安娜:不是那样的。我有好几次都看到他一个人走进理发店,饭店那里比较安全。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TEL:010-62751634 FAX:010-62751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