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在2025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院，向各位同学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顺利完成了不同阶段的学业，揭开人生新的篇章！

　　我们处在一个激烈竞争，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大家就要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进入一个更多面、更复杂多变的环境。要适应社会、取得人生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需要大家付出不同的努力。临别之际，我有两点叮嘱，希望能够对大家以后的生活与工作有所助益。第一点是坚守自我，第二点是宽厚待人。

　　先说第一点。坚守自我当然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不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和底线，“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当然，这有两个方面的困难。首先，原则并不必然为我们带来利益和荣誉。到现在为止，大家每做对了一件事，或者取得一点成绩，都可能从师长们那里得到奖励和鼓励。进入社会后，你们首先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当你坚守原则的时候，得到的可能不是热情的肯定，反而可能是冷眼、讽刺甚至责备；相反，当你违反原则的时候，得到的可能是鼓励、欢迎和热情的接纳。面临这样的考验，你将何去何从？

　　我的希望，是大家在尽可能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遵从师长和往圣先贤的教诲，更重要的是直面你的内心。大家要记住，道德规范并非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对人而言，它只是一种可能。但人之为人，正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并且去追求这种可能。理性主义者们总是试图为道德提供某些逻辑的或者事实的基础，我认为这纯属徒劳。道德根本就没有任何外在的根据，它们只能出自人内心的信念。这种对善和道德完满的信念，在西方往往表现为对上帝的事奉，在中国则表现为对仁心与仁行的人文主义执着。无论如何，作为内心的信念，只能由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呵护和珍藏。孟子因此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我们不仅要坚守道德底线，还要有勇气为此付出代价。孔子说“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这是他“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时对子路所言。此处的穷指的并非贫困，而是穷途末路。但孔子强调的是，君子并不拒绝这种“穷”而去羡慕或者追求无道之“达”。能够在困境下安之若素才是真君子的体现。《吕氏春秋》中说：“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吕氏春秋·必已》）做自己该做的，不必太多在意别人的反应。一个自称正直的人，如果整天考虑自己是不是吃了亏，还真的是正直之人吗？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让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全面提升，让所有善人善行都得到善报，但从自己的角度说，还是应该“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等整个社会都变好了再去做好人，这是普遍人所想，君子则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己之责。

　　其次，或者说更大的困难是我们需要在一些道德原则之间进行选择与权量。道德价值并不天然统一，韦伯称之为“诸神的争斗”，伯林则称之为“多元主义”。他们都认为，面对价值冲突，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进行选择，旁人则没有理由对其指指点点。但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恰恰只有在这种“道德困境”中做出最合理的选择，方能显现一个人的人格与智慧。孟子曾比较过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四人的品德：“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这一评价的原因是：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终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上，故曰“圣之清者”。伊尹把辅佐君主、救民于水火视为自己的当然使命，所以“治亦进，乱亦进”，故曰“圣之任者”。柳下惠则不以进退得失改其道，“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圣之和者”。他们皆可称圣者，但也有执于一端、不能因势而变之过。所以张载说：“无所杂者清之极，无所异者和之极。勉而清，非圣人之清；勉而和，非圣人之和。”（见朱熹：《孟子集注·万章下》）只有孔子，能够因时因势，进退自如。孟子以孔子离开齐国和鲁国时不同的表现为例说：“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孔子乃“集大成者也”。（《孟子·万章下》）朱熹因此认为：“孔子仕、止、久、速，各当其可，盖兼三子之所以圣者而时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朱熹：《孟子集注·万章下》）

　　《周易》中因此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我们未必能够做得像圣人一样周全，但必须锤炼自己在不同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与智慧，如此才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也不至于成为“正直的小人”。《论语》中记载，一位叫孺悲的人求见孔子，孔子并不喜欢他，所以让人辞之以疾，但同时又在窗下抚琴而歌，并且让孺悲能够听到。孔子这么做，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保全了孺悲的面子（见《论语·阳货》）。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有些价值选择关乎一人生死甚至一国存亡，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大义”。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不是说应该言而无信，行而无果，而是要考虑言与行的环境与条件。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义”被朱熹称为“人心之裁制”，即个人在具体情势下的道德决断。孟子曾以舜对其父亲瞽瞍和弟弟象的态度为例说明如何行“义”，不拘泥于表面原则，又不违背道德的根本，大家回去可以找来看看。这样的义，在古代也称为权，做起来并不容易。所以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一起学习的人未必能一起追求共同的事业；一起追求共同事业的人未必能一起成功；一起成功的人未能一起在困难的形势下做出正确的选择。权的基本含义就是掂量轻重，在不同的价值和原则之间做出最合情合理的决断。《反经录》中说：“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而无一定不易之事，惟意定理明之人，始能就事审几，惟理是从。”这不是随意的选择，是人最高的智慧所在。

　　第二点是宽厚待人。既然道德与价值对人而言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那么环境、条件，以及每一个人的能力与见识的区别，就可能使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做法，或者有人能做到而有人做不到，甚至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也有可能此时能做到而彼时做不到。正因此，所以我们在不放弃原则的同时要对别人表现出足够的理解和包容。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又说：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还说：“匿人之善，斯谓蔽贤；扬人之恶，斯为小人。”（《孔子家语·辩政》）总起来说，就是严以律己，恕以待人，而且择善而从，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孟子称之为“与人为善”。他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还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这也可以算是对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这句话的解释。其要点不在于无视别人的错误，而在于当别人表现不当时，首先考虑自己是不是没有做到最好。当然，君子如此行事，也有可能被小人所乘，但君子自有其原则和智慧，所以“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万章上》）君子是仁者，但并非愚者。

　　董仲舒把仁以待人，义以律己称为“仁义法”。他认为：“《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春秋》的核心思想，就是处理人我关系的原则；这一原则总而言之无非仁义二字，仁以待人，义以律己；仁意味着对人宽厚，义意味着对己严格。把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以仁对己，以义对人，乃是各种错误的根源。

　　总之，坚守自我，宽厚待人，是中国传统的与人相交之道。当然，作为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我们也可以将其引伸为与国相交之道。重要的是，这一切有待于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努力与实践。请大家记住，在道德与价值问题上，我们不是被客观规律约束的对象，而是规范的创造者与守护者。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我们更需要考虑的不是什么规则对我们有利，而是去创造和实践更有利于我们道德完善的规则。

　　最后，让我再一次对各位同学表示最诚挚的祝福。祝大家生活幸福，事业有成，所有人都拥有丰满美好的人生！

　　谢谢大家！

　　唐士其

　　202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