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我回到北大燕园,在国际关系学院开始了博士阶段的学习。有幸重逢负责北大-伦敦政经双硕士项目(PKU-LSE Double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董昭华老师与赫佳妮老师。得知我曾是该项目的学生,她们便邀请我分享一些学习体验,帮助更多同学了解这个项目的真实面貌。
收到邀请时,我有些忐忑。一方面,我在同学中并非最出色的学员;另一方面,距离参加项目已过去六年,许多具体细节——例如申请流程与选课操作——记忆已渐模糊。因此,我并不打算包含一份申请指南,而是希望尽量真诚地回顾一些记忆片段,并分享这两年半对我影响至深的收获。
一、学业强度:在紧凑节奏中学会自律与规划
北大-伦敦政经双硕士项目的第一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修读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第二年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研习自近代早期至今的国际历史。项目需完成两校规定的学分并分别提交一篇毕业论文,学业节奏非常紧凑,对时间管理与自律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破晓前的书桌与窗外的曙光,摄于伦敦住所)
相比之下,伦敦那一年的学业压力更为突出,主要因其更强调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尽管每学期修课不超过四门,但每门课的阅读量都相当大,且多采用“大课(lecture)+小班讨论(seminar/tutorial)”的模式。大课涵盖范围广、进度快,需自主在课前课后消化知识;小班课则侧重于对阅读材料的总结与延伸讨论。
在LSE的小班课让我有两点深刻体会:第一,要敢于发言和提问。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观点多元,这样的交流显得格外有意义。在大家踊跃表达意见的氛围中,我也被推动更积极地参与和思考。也是在投入讨论之后,我才意识到,许多看似根深蒂固的偏见或误解,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打破。毕业之后,我越发体会到能够自由表达、碰撞思想的环境何其珍贵。第二,务必完成阅读并保证出勤。若因请假缺席一周,或未完成阅读而无法参与讨论,后续课程很容易跟不上。为此我养成一个习惯:课前将必读文献的理解与疑问整理成一页摘要,以便更好地参与讨论——这一习惯让我至今受益。
繁重的课业使我当时学期中的生活主线基本遵循“上课–图书馆–回宿舍”的循环。尤其在LSE撰写毕业论文的那个学期,我常常在图书馆通宵奋战。至今仍难忘,赶完作业或论文后,在图书馆LG层的“Bean Bags”上小憩的满足——考试期间,这些懒人沙发可真是一位难求!
二、师者引领:在开放包容中收获学术滋养
在北大与LSE,教授和助教们都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与帮助。在北大第一学期,许多同学选修了节大磊老师的《国际安全与中国国防》课程。我们常对文献内容存疑,尤其在具争议的议题上观点各异。节老师不仅在课上耐心解答,还鼓励我们预约office hour,甚至请我们喝咖啡,分享他的留学经历,并给予课程之外的学术建议。第二学期王勇老师教授的《中国与全球经济》课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每一位同学的课堂展示,王勇老师都会认真点评,期间也会为了帮助留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邀请客座嘉宾给同学们讲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及挑战。

(学期中同学们与王老师在未名湖畔合影)
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唐士其老师,是我在北大期间最重要的 mentor,其严谨治学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我。常常校图书馆闭馆后,我回宿舍路过学院,仍见他办公室的灯亮着。后来唐老师告诉我,他每天都会读书至深夜,并坚持记录所思所想。正是这样的日积月累,使他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知识信手拈来。他常提醒我:“不要无谓地想太多、想太远,好好读书,书总是读一本少一本的。”在指导我论文的过程中,老师也充分尊重我的研究兴趣,不仅鼓励我广泛阅读、勤于分享,还认真批注每一稿论文。我的毕业论文终稿,也是老师批阅的第十稿。


(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我与唐老师合影留念。图中同框的安善同学(与我同级同项目)目前也在国关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在LSE,老师同样不会“spoon feed”,而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提出新见。我所选修的《现代世界的起源:欧洲、中国与印度,1600-1800》课程教师Dr Sood,就常鼓励我多发言,为班上来自欧洲的同学提供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视角。对我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他甚至主动在office hour邀我进一步探讨。这种平等而深入的学术对话,正是我所向往并决心走上学术道路的原因之一。在LSE,除了office hour,老师们偶尔也会组织更轻松的非正式交流,比如在Lincoln’s Inn Field的草坪上、Garrick Cafe或图书馆门口的George IV酒吧,伴着一杯咖啡或酒,畅聊英国政事与社会见闻。
三、资源与环境:在多元平台中拓展视野
北大与LSE均拥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与丰富的资源平台,为学生提供众多跨学科、跨文化的成长机会。在北大期间,我常参加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办的“才斋讲堂”——这是一个我非常推荐的跨学科通识平台。它汇聚文史哲、政经法、理工医等众多领域的知名学者,通过分享前沿知识与科研经历,有效拓宽学生的认知边界。LSE同样极为重视学术交流,几乎每天都会通过“LSE Events”发布各类线上线下讲座,讲者中不乏学术名家、政要领袖与社会精英。那一年,我参加了多场聚焦中美关系、全球经济等议题的讲座,也有不少涉及英国及欧洲特有的政治与社会议题。这些活动不仅开阔眼界,也显著提升了我的跨领域思考与批判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两校资源虽皆丰富,但LSE更侧重职业导向,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就业支持。“LSE Careers”提供免费简历修改、求职信指导与模拟面试等服务;LSE Language Centre还设有“免费”语言课程,即完成全部课程者可退还费用。对中国学生而言,这也是提升英语能力、寻找语伴的优质平台。
两校也都极力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北大每年举办的“百团大战”令我印象深刻——近200个社团涵盖学术、文化、艺术、体育、公益等诸多领域,充分体现出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园氛围。我也曾加入国关女篮,这支队伍不仅注重训练与比赛复盘,更像一个温暖共进的社群,在学业与生活方面彼此支持。

(国关女篮比赛前的合影)
在LSE,我不仅参加了LSESU Dance Club,还受好友推荐加入Korea Future Forum,协助筹办2019 LSE SU East Asia Forum。

(2019年LSE SU East Asia Forum部分工作人员合照)
从主题策划、嘉宾邀请到赞助对接与媒体宣传,我积累了宝贵的活动策划与跨组织协作经验。这些经历也为我日后加入初创公司、承办中英商会与英国驻华使馆支持的重要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双硕士项目学生,在专注学业之余,主动融入校园平台、提升综合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四、同窗情谊:在共同成长中收获终身友谊
若有人问我在项目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结识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同窗,并建立起真挚而长久的友谊。我们这一届双硕士项目共27人,除7名中国学生(含港澳台),多数来自欧美国家。大家性格、背景与兴趣各异,却在两年半中共同学习、彼此陪伴,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拉近距离,在一同赶due中结下“革命情谊”,也在旅途中逐渐读懂彼此的生活志趣。而这份珍贵的人际网络,并不仅限于项目内部。通过宿舍生活、社团活动、旁听课程,我也结识了许多其他项目与院系信任可靠、有志向有上进心的同学。她们的专业背景更多元,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常给我带来新的启发。课堂内的思想碰撞与课堂外的日常相伴,共同编织成了我在这段求学时光中最温暖、也最有力的一张支持网络。

(2017级PKU-LSE Double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全班合照)
无论在北大还是LSE,图书馆都是我和好友们最常相聚的地方。每当思路滞塞,我们便在楼梯间或讨论室畅所欲言、互相启发。至今仍常想起在LSE的日子:课后我们七八人沿着图书馆内那极具设计感的螺旋楼梯逐层寻找座位,彼此督促、鼓励、陪伴。那些一起沉浸在书海中的时光,简单、纯粹,却成为日后最常回味的片段。

(LSE图书馆内部图,来源:LSE官网)
除学业之外,同学们也更让我学会如何热爱生活。正如一部电影中的台词所说:“You need to widen your horizons. You only get one life. It is actually your duty to live it as fully as possible.” 学习之余,我们常常一同探索北京与伦敦的博物馆、美术馆、公园与地道食肆。所谓“Citywalk”,早就是我们当时的日常。尤其在伦敦,LSE更像一座嵌于市中心的微缩社区,被特拉法加广场、圣保罗大教堂、Covent Garden等历史地标与现代商圈环绕。我们时常漫无目的地散步,随心步入一家咖啡馆小坐,天气晴好时便躺在草坪上看书、野餐、闲谈。

(和项目好友在伦敦维多利亚公园野餐)
我们还会共同庆生、过节,一起做饭,一起旅行:在巴黎仰望埃菲尔铁塔,在柏林触摸历史裂痕,在阿姆斯特丹看风车与梵高,在布达佩斯的晨光中漫步渔人堡,在里斯本搭乘复古电车,在奥斯维辛沉重反思……真正的跨文化交流,正是如此——它不在于宏大的叙事,而源于共处时的细碎点滴,源于不断对话中逐渐读懂对方的文化逻辑与生命理想。这两年半,我们不仅认知了彼此国家的历史与政治,更了解了对方的思维方式与人生志向。

(在北京与项目好友的周末聚餐)

(和Flatmates在伦敦住所庆祝学期结束)

(2019年6月19日,于伦敦Cafe Below举办的北大国关和北大政管双硕士项目夏季舞会合影)
五、北大LSE双硕士项目予我
六年后再回望这段双城求学的时光,我更加确信,教育的意义往往深植于时间之中。2023年秋,我如愿回到燕园攻读博士,也与当年并肩作战的项目好友重聚于未名湖畔。我们聊起曾经熬过的夜、读不完的文献,还有那些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困惑与笑声,竟不约而同地感到: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却在无声中深刻塑造了今日的我们。


(2023年9月与12月,与好友相聚在燕园)
可以说,这段经历真正重塑了我们对待学术与生活的态度。它教会我们在学术上力求严谨、言必有据,同时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世界之大、个人所知之有限,从而常怀谦卑,愿意倾听不同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更倾向于真诚、双向的沟通,而非单方面的表达。
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所带给我们的,并非某一项具体的硬技能,而是一种可迁移的复合能力——包括开阔的视野、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以及在压力下仍统筹协调的韧性。我们真正体会到“跨文化交流”不是简单知晓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与制度,而是深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考方式、价值逻辑和行为语境。这种能力的养成,使我们既不自我设限,也不盲目自信,无论在何种领域和岗位,都多了一份从容与选择权。我们那一届同学中,有人进入政府与国企,有人成为金融领域的中坚,也有人勇敢创业,或继续深耕学术……但无论走向何方,大家都步履踏实、目光清醒。而这一切,离不开那段经历所赋予我们的、敢于跨界、不畏重来的底气。
于我而言,这段旅程更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练习。身处一群来自世界顶尖院校的同学之中,学业和处事上的不足时常无处隐藏。但也正因如此,我逐渐学会接纳不完美,更开放地面对挑战,在真诚与尊重中与他人协作同行。更宝贵的是,我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至今仍在彼此支持的师友。他们的存在,让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行时,从未感到孤单。
教育是一种“延迟兑现”的成长。当年那些看似平凡的课堂、寻常的对话、甚至挫折与迷茫,都在往后的人生中悄悄发芽、静默结果。北大- LSE双硕士项目于我,正是这样一段无比珍贵的人生礼物。现实世界很大,人生的路也很长。感激这段经历赠予我的,不只是一纸文凭,更是一份面对未知的沉静、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和一颗始终向往理解、保持好奇与谦卑的心。

(左图于2018年10月摄于LSE;右图是我于2021年7月,在疫情后回校参加迟来的毕业典礼时所摄)
撰稿人、图片:施文律(2017级LSE-PKU双硕士项目毕业生、2023级北大国关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