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遭受哈马斯发动的恐怖袭击后，以色列迅速在加沙地带展开旨在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其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不断攀升，人道主义危机日趋加重，对大选年的美国国内政局及民主党的竞选前景产生影响，并冲击拜登政府极力推行的美国“新中东战略”。着眼于缓解国内舆论压力以及降低对美国“新中东战略”的负面影响，拜登政府于2024年2月开始通过美以各种制度性磋商机制，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进行劝阻、警告，以及在武器供给和外交领域采取的惩罚举措。但管束举措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效果，以色列仍按部就班地实施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管束是一次失败的联盟管束尝试，管束失败主要源于管束不力，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管束意志不足，因为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有利于美国对外战略议事日程上最优先事项的推进。2025年1月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总统并未将管束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列为美国应对加沙危机的政策选项，但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在涉及加沙战后治理的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2.0仍有可能将“联盟管束”应用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