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做梦，梦到在学二食堂，我打的白菜豆腐里，有一大块五花肉。梦到我们下课晚了，到了学三食堂，大盆里只剩菜底了，工作人员使劲刮盆子，把剩下的菜都给我了。梦到在宿舍里，晚上熄灯后，我们这些“马列老太”们，隔着那一道床帘，大家在神侃。我们1988年入学，专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几个女生便自嘲是“马列老太”，这么伟大的名字是谁最先叫的，还真记不得了。梦中，最能侃的就是老五，都说梦是反的，但这个梦还真不是反的，那个时候，老五真是最能侃的，侃得慢条斯理，引经据典地侃，我老羡慕老五了，惭愧自己读书太少了。没办法，家里太穷了，买不起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88级部分女生，摄于1991年图书馆东面草坪。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王彤，周希，周淑梅。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钱雪梅，向芳，郭珍莲

01

　　卧谈会，是我们那个时代北大学生的“必修课”，无论男女，无论什么专业的，晚上宿舍熄灯后，各个宿舍都在卧谈会，如果宿管大妈或大爷趴在每个宿舍门口听，一定能写一本厚厚的书，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屋的六位，来自天南海北，北起辽宁，南至贵州，山西、江西、湖南、安徽，没有发达地区的，这个到今天我也没搞明白是什么原因。其实，当时大家考的分数还是挺高的，不乏当地最高分的。我第一志愿报的是经济法，第二志愿报国际共运专业，之所以报这个专业，当时高中老师说，带国际两个字的，都好。于是，我被分到了这个专业。说起来也挺惭愧，我们竟然是这个专业的最后一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导致我们下一届没有招生，再之后，就不设这个专业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88级部分女生合影，1991年夏天摄于北京大学31楼424室。前排：向芳；中间从左到右：周淑梅，周希，郭珍莲；后排从左到右：钱雪梅、王彤

　　没几天，“马列老太”们就熟络了，大家白天学习都挺用功，背着花格子书包，一早就去上课，或者是到图书馆去占座位，晚上熄灯后，就开始神侃了。我们侃自己的家乡，侃当时的社会问题，侃哪门课教得好，当然少不了吐槽哪门课不好。女孩子们，谈的最多的是恋爱问题，用我们班长的话说，初恋，就像青橄榄的滋味。翻开我的日记本，1989年10月28日晚上，我们的卧谈会从11点熄灯开始，一直谈到凌晨两点。那天晚上，我们就一个主题，谈谈自己心目中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卧谈会由老五主持。“来，从小到大，来，小六子啊，你喜欢什么型的人物”“我吗，找一个会干活的，像一头驴那样。”我们知道，她是开玩笑的，别看这家伙小，每次卧谈会，她都不说实话，应付差事。老三水灵秀气，聪明伶俐，我们都叫她小精灵。她那时有男朋友了，卧谈会也就没有让她再去剖析。老四来自省会城市，平时待人接物都很得体。“我喜欢那种具有男子汉气质，但又不摆架子，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关心我，感情较细腻，心比较细。”我们都异口同声，说她的男朋友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轮到我了，那时，我和我的男朋友还没有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但心目中已经觉得他就是我的归宿。“我不喜欢婆婆妈妈的，要有男子汉气概，在事业上要有点成就，但又不是书呆子。”有人说只谈过一次恋爱的很亏，最好是谈三次恋爱，一次懵懂，一次刻骨，一次一生。我就谈了一次恋爱，我总说我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嫁给了他。老大是生活型的，一切以让自己生活的舒心就好。“我喜欢那种生活型的，对人体贴入微，但事业上也不能太马马虎虎的。” 卧谈会的主持人老五虽是南方人，但个头却很高，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书看得很多，腹有诗书气自华，天生一块做研究做学问的料。轮到她了，“我吗，喜欢那种文学修养比较深的，说话比较幽默，又比较关心人的那种人。”我们都觉得她的择偶观非常符合她的自身特点。老五毕业后真的就做学问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从11点侃到了凌晨两点。六个人的卧谈会，每个人对爱情观都不一样，但没有一个人说要嫁给有权或有钱的，也许，这是与当今恋爱观最大的不同吧。那时，可能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裸婚，“裸”得干干净净。

02

　　虽然我们是这个专业的最后一届学生，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系的老师几乎个个都是在所从事领域的大腕，很多都是该领域内的带头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头部。他们有国关理论奠基者，大国关系专家，中东问题专家，外交部边界谈判的顾问，党史资深研究者，台湾问题专家等等。我们基本上把世界主要力量，中、美、日、苏、欧洲、中东等世界主要地区的政治与外交都学了一遍，当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专业课时，传来了罗马尼亚剧变的消息，当时的我们，对这些理解得还不深刻，没有太多的感受，只是在想，那以后这个专业怎么讲课，好在以后没有这个专业了。

　　如今，已经毕业30多年了，专业课学的什么，早就忘记了，但是，很多老师还是印象深刻的，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位老师。方向勤老师，是我们的辅导员，大概也没比我们大多少，她给我们上过《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南方人，个子不高，人也瘦瘦的，说话南方口音非常明显，看起来有点太柔，当时，还真担心方老师能否管理好班级，担心那些鬼男生会欺负她。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班的同学除了一个来自北京，剩下的都是来自不发达地区，同学们都是比较老实的，没有故意挑战老师的。方老师格外关心我，因为我是要靠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的学生。记得有一次，她还把我叫到她家里吃饭。她那时也是刚结婚，学校给他们一间房，是在16楼还是18楼，我记不住了，反正是筒子楼。那房间不大，房间里好像也不见阳光。老师家里陈设很简单，一张铁床，上面两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枕头放在被子方块上。那时，这是学校宿舍老师的标配。做饭是在走廊里做，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也是在食堂里吃饭。那天，她叫我去家里吃饭，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老师做的是肉丁炒莴笋，因为我去了，她特意多加了些肉。当时，我为了节约，在食堂打菜，基本上是打萝卜白菜土豆等便宜菜，吃上一顿莴笋炒肉，那相当于在食堂吃小炒了。那肉吃得是真香，莴笋清脆可口，后来，我自己再做莴笋炒肉时，总也做不出老师当时做的味道。当时，正好大姐从家乡给我寄了一斤花生米，我就把这花生米揣了一把在衣兜里给老师，老师拿几粒，放在嘴里，仔细地嚼着，她说，非常香甜。想象这个画面，到了老师家里，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把花生米，如今，这种画面是绝对找不到了，可在当时，那就是老师与学生的真情实感。我想，今天的校园，绝对没有莴笋炒肉与一把花生米的情感了。

1990年6月，教师Stone（来自美国）。第一排就座从右到左：周希，周淑梅，江帆等，第二排从右到左：欧阳锦全，吕煜等

　　国政系的本科生入学第一门专业课就是国际政治概论，先让这个专业的同学们对国际政治有个大概的轮廓。给我们上课的是梁守德老师，当时国政系的副系主任。快期末考试时，梁老师来到我们宿舍，给我们答疑。我对当时的情境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记得清楚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这件糗事一辈子都忘不掉。梁老师就坐在靠窗的那张方桌边的小方凳上，宿舍很拥挤，很逼仄，桌上东西很多也很乱。梁老师坐下来，有被挤在小方凳上的感觉。梁老师向同学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包括来北大近半年的学习、生活的一些问题，也让我们提点意见和建议。我向来直来直去，我说：“梁老师，我们用的这本教材不好，感觉脉络不清晰。”这句话一出，室友们直冲我使眼色，梁老师则鼓励我，叫我继续说说我的想法，我被同学们的眼色弄懵了，支支吾吾也道不出一个所以然。老师一走，同学们都问我，你胆子好大啊，敢说老师写的书不好？“啊，说什么，这书是梁老师写的？”“什么，你不会都上了一学期的课，还没看这本书的作者吧？”我赶紧拿起书，看看作者是谁？梁守德三个大字跃然纸上。学了一学期的国政概论，竟然不知道这本教材是谁编的，估计这在整个北大也找不出来第二人。老师走后，我一直忐忑不安，担心老师会给我穿小鞋。期末考试，梁老师亲自监考这门课，到了考场，我都不敢正眼看老师，担心他再次记起我。我的国际政治概论考了85分，我挺满意的分。之后，我拿了几次奖学金，并被保送研究生。可是，我每次遇到梁老师，都不好意思和老师打招呼，能躲就尽量躲开，不是担心老师会怎么样，而是因为自己用了一学期的书，竟然都没看作者，这事太糗了。

　　1990年5月26日，国政系庆祝建系30周年活动在电教报告厅举行，那时我在大二。这次系庆活动搞得挺隆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哲学系教授雷洁琼参会。学校方面，书记、校长都参加了，还有一些其他院校的国际政治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系里也特别重视。然而，在这个会上，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国政系系友代表和学生代表讲话时，下面的学生们认为他们讲得不好，虽然那么多领导在座，但是他们不惯毛病，底下嘘声四起，当时弄得系书记和主任非常尴尬。事后，听说系书记和主任被校领导批评了，但也只是训两句而已，如果发生在今天，估计结局一定不一样。那些在底下闹嘘声的同学们，也没有被处理。“嘘声”，也是那个时候北大的标配，就像卧谈会一样，估计在北大四年没有嘘过的同学不多。无论是对文艺节目、电影、还是对讲座报告，不满意，就会发出嘘声。对此，有人认为这是北大人散漫的体现，也有人认为这是北大精神的体现。无论是什么，首先体现了当时学术氛围的宽松，也证明了台下的同学们是在认真地听。今天，嘘声是不见了，可在高校课堂了，又有多少位老师能够欣慰地看到同学们那勇于提问、敢于质疑的表情和眼神？更多的是底下闷头玩手机的一片鸦雀无声。

　　我很幸运，我是在80年代末上了北大。在30周年系庆时，我报名参加了系里组织的演讲比赛。我的演讲题目是“东欧剧变的国内原因”。当时，演讲稿都是自己写，事先也不需要报给系里审批，我的演讲内容里，那段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部分，赢得了台下一阵阵的掌声。其实，我只是说了真话而已，今天，让不让这么讲还真不好说。

　　如今，梁老师虽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与梁老师之间的这件糗事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梁老师上课那温和平稳的声音，梁老师课后那平易近人的容貌，回想起来都暖暖的。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是教党史的印红标老师。印老师讲课生动有趣，他做了深入的研究，史料翔实。印老师从来不是照本学科地讲，他在课堂上，不但为我们呈现了大量的逸闻典故，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学界的争论。我们上他的课，一点都不觉得枯燥，即便下课铃声响了，同学们也不着急。因为上印老师的课，我们的大脑是在思考的，而不仅仅是被灌输书本上的观点和材料。

　　印老师是个十足的学者，他令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关于一个学生入党的事。一次讨论发展新党员的会议上，印老师对一位师兄的入党提出了反对意见，印老师是他的班主任。印老师反对的理由是他认为这位同学个人纪律散漫，而且，在准备入党前，还到他家给他送过礼，虽然送的只是这位同学家乡的土特产，但印老师认为这是为了要入党而对他进行贿赂。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两方对师兄送的土特产算不算行贿，师兄送之前知不知道有关名额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会议无果而终。那位师兄后来入没入党，我记不清了，但那次会议，我却历历在目。这是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参加的关于党员发展大会上唯一一次有人对拟发展的对象提出反对意见，形成了激烈的争论。

　　毕业之后，和印老师就没有联系了，不知如今的印老师境况如何。

03

　　在北大四年间怎么学习的，印象已经不深刻了，无非是拿个本子在图书馆占座的情形，反倒是学习之外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都是些外路精神，但就是这些看似外路精神，构成了我们真正的大学学习。

12·9歌咏比赛，国政系师生合唱团，摄于大讲堂。作者在第二排右数第六位

　　在31楼前，有个雕塑，同学们都调侃为“民主顶个球”，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竟然也成为学生代表，参加第十八届学生会主席竞选的投票，也切身体会了北大学子追求民主的气氛。1990年3月25日，学生会选举在电教报告厅举行。翻看我的日记，上面记录了参加学生会主席竞选的14位候选人的演讲。这14个候选人大多数是88届的。候选人的演讲，着实也让我耳目一新，不愧为北大学子。那个时候的北大，学生们心怀远大理想，一腔赤诚，从竞选者的演讲可窥见一斑。有一位竞选者他讲述了1990年元旦未名湖冰面塌陷的情形，最后以“我把我的手伸给你，也希望你们把手伸给我，相信，未名湖的坚冰会在我们的脚下再次塌陷”结尾。

　　1990年元旦未名湖冰面塌陷，这事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当，当，当……”新年的钟声敲响，同学们激动不已，纷纷来到湖边，走到冰面上。大家手拉手在奔跑，边跑边相互祝福，人声鼎沸，激动、快乐、青春荡漾在未名湖上空，那种场面，令人热血沸腾。人越集越多，一会，围成了一个大圈，能有几百人，围满了小岛东面的整个冰面。大家手拉手，不约而同地往中心奔跑，兴奋的人们互相拥抱，同学们用这种最温暖的方式祝福新年快乐。忽然，我听到有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生长在东北的我对冰不陌生，不好，这是冰要断裂之前的声音，“不好，快往边跑，冰要塌了！”我边喊边把我两边的同学拉到岸边。我们脚刚踏上岸边，中间的冰就断裂了，不少同学掉进了冰窟窿里。那时，流行穿军大衣，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穿着军大衣掉进冰窟窿里。如今，我经常做梦，梦到同学们在湖上滑冰、钓鱼，自由的青春气息一直回荡在这“一塔糊涂”中。

　　第四个演讲的是政治学的黄同学，同样，我们很熟悉，我的毕业纪念册上，还有他的留言。他说，“学生会的宗旨就是使同学的利益得到尊重，希望我们的学生会是一个真诚、勇敢的学生会。虽然我们现在处于逆境，但，我们唯一拥有的是精神的魅力。”《精神的魅力》这本书是我们入学前出版的，我们到了学校之后，师兄师姐们都提醒我们去买这本书读，几乎是人手一册。第九个演讲的是地质系的陈同学，他的演讲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北大人正在寻找明灯，寻找一把钥匙，他的最低纲领是学生的要求，最高纲领是学生的向往。这一届，选出的学生会主席就是要寻找指路明灯的地质系的陈同学。

　　第十位演讲者来自中文系的李同学，他说，北大毕竟是北大，身处逆境，没有垮掉。当时的北大，正经历特殊时期，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报考北大竟然不是十分热情，而那些对北大信念坚定的学子们，有的还真是捡到了便宜。正向这位李同学的演讲所说，北大学子们都坚信，北大是不会垮掉的，否则，就不是北大了。那一次的竞选人员中，有一位政治学的赵同学，由于我们和政治学很多基础课是一起上课的，所以，彼此都很熟悉，对他也就格外关注。目前，他也是我们同学中，官做得比较高的。当年，他说，当选不是唯一目的，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一届他没有被选上学生会主席，下一届，他被选为了学生会主席。

　　那天下午，在通过学生会章程时，意见分歧非常大，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多年以后才了解到，那次学生会章程修改是学校的某位领导强行加进去的，加进去的内容令大家都觉得怪怪的。下午开会时台上问谁有反对意见，没有的话就要举手通过了。这个时候，有同学举手站起来反对，并大声讲出了反对的原因，当时台下掌声如雷，之后反对声不绝，章程的修改被否决了。这件事，在我脑海里形成了深刻的烙印，参加工作以后，从来就没有达不成的协议，只要领导说一句话，下面的人只有拍手称赞的份，这一点，与当时在北大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的北大，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精神了。

04

　　那个时代的北大，有几个事务，深深地刻在所有北大人的心中。

　　这数第一的恐怕是讲座了。当时，校团委、学生会、各种社团都可以请人来做讲座，几乎不要审批，校方很少干涉，一周有数次五花八门的讲座。讲座的信息会贴在三角地里，三角地是一个思想碰撞信息荟萃之地，于是乎，就经常看到男生们趿拉个拖鞋，穿个大短裤，端着饭盆，边浏览边吃饭，一不小心，饭食会洒在前面同学的肩上。冬天流行军绿色的长大衣，看男生们的大衣袖子，就知道这件大衣四年下来就没洗过。各种西方思潮、多种学派的观点，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一些西方哲学家、经济学家受到追捧。听讲座的教室里通常会水泄不通，连过道的台阶上都坐满了人，总有爱思考的同学会提各种尖锐的问题和讲座者交流。我非常佩服这些同学们，他们要理论知识多么丰富，才可以提出这些深刻的问题。也不是所有的讲座都能让你聚精会神地听到底，经常是没听几句，不对胃口，就直接走人，走人还是好的，发出嘘声、跺脚，令讲座者面红耳赤。再有名的专家教授，也对北大学子的嘘声打怵，我们徜徉在湖光塔影的美丽的校园里，耳濡目染自由之思想、兼容并包之学术氛围。

　　大讲堂是每一位北大学生必去的地方，那里，承载着太多北大的文化和精神，留下了我们太多的记忆和时光。大讲堂从外面看，还真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瓦房，一色青灰，大门也很破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漆在大讲堂东面的墙上。我们第一次进大讲堂，就是新生迎新会。当时校长是丁石孙，丁校长讲了什么，却早已忘记了。大讲堂的座椅是联排铸铁翻板椅子，光板椅面能够掀起来，后半部比较空，坐的时候，稍微一使劲，人总是往后掉，刚一坐下，如果没坐好，瘦的人会掉下去的。看资料介绍，再往以前，大讲堂是大饭厅，兼做食堂和讲堂的作用，1957年11月6日，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前夕，周恩来总理还在这里给北大、清华、中科院的代表们做过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报告。

　　在大讲堂看电影，是学子们周六晚上的必备课。电影票不贵，记得是拿学生证，好像是几毛钱，还可以用饭票换的。而北大什么都可以让你放，几乎没有审查手续。更过瘾的是，好多还没有公映的电影，先要到北大来放映，我们这些穷学生，也有机会先睹为快。《罗马假日》《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公民凯恩》《爱德华大夫》《茶花女》《壮志凌云》《勇敢的心》《终结者》《异形》等经典，都是在大讲堂看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88级部分同学合影，1992年夏天摄于北京大学勺园长廊。左列从前到后依次为：向芳、谢远雁、钱雪梅、周淑梅、张程、房瑞；右列从前到后依次为：孙茹、王彤、王文辉、何琅、朱久华

　　大讲堂除了放电影，各种文艺活动也在这里举办，校庆活动、新生迎新会、12.9歌咏比赛、各种演唱会……在大讲堂里享受着文化盛宴，也记得那自由的嘘声。我记得被嘘的比较厉害的是蔡国庆，在一次演出中，北大男生不喜欢蔡国庆的奶油味，刚一出来，就嘘声不断，臊得蔡国庆满脸通红。

　　柿子林学三的椭圆形大包子，估计是我们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无法忘记的，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便宜能吃饱，方便不用洗饭盆，解决课间的温饱，这几大特点恐怕是公认的，尤其是对于早晨没吃上早饭的同学来说，从三角地柿子林经过时，顺便买上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边走边吃，到了教室，已经饱饱的了。柿子林是去教室必经之地，去晚了，这白胖胖的大包子就没有了。直到现在，还梦见这大包子，只是在梦里，我总是抢不上这包子。有同学回忆在柿子林“偷”柿子，非常遗憾，我在北大待了7年，却一个柿子林的柿子也没吃上。如今的学弟学妹们，就不知道这柿子林是什么样了，更没有机会品尝柿子林里的大包子。要说这大包子什么馅最好吃，作为东北人，酸菜猪肉馅的，当然是首选，只是，那时的大包子里，猪肉还是少了点。

　　80年代，交谊舞绝对是校园文化顶梁柱，校园里的周末舞会。周六的晚餐刚刚结束，学生会以及团委的干事们就迫不及待地把餐桌餐椅拖到一边，架起音响，在日光灯管上缠上彩纸，虽然舞场简陋了点，但舞场里的激情却声名远扬，清华大学的男生们到这来找美女，北外的女生们则过来找帅哥。北大很多女生嫁给了清华的才子，不知是不是舞会牵线的，不过，与隔壁联姻，也算是地缘优势了。这学三食堂大饭厅那么大的场地，还是被热情的舞者挤得“水泄不通”，跳舞时，稍微幅度大点，就会碰到了旁边的舞者。脚踩着地还黏糊糊的，鞋带如果松点，跳着跳着，鞋会被粘掉的。音乐，和着浓浓的饭菜的气味。而对我这样的乐盲来说，到了舞场，感觉是活受罪，找个犄角旮旯蜷缩起来，既希望能有帅哥过来请自己跳舞，一场下来没人请是很没面子的，又不希望有人来请自己，本身就不会踩点，跳起来紧张，肩背腰板都硬邦邦的，男生好不容易买的皮鞋也可能被我踩得全是大脚印子。我被我的好闺蜜生拉硬拽地给弄到舞场几次，就再也不想去了。在每年各系组织的元旦晚会后，总是会有交谊舞晚会，喜欢跳舞的同学们，在元旦钟声敲响了，还意犹未尽的感觉。

　　当时有一个段子来形容那时的校园氛围，当然，这段子有点夸张，这几天，正好在一位师兄的北大回忆文章中再次看到这个段子，“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唯吾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琢磨下象棋，寻思看电视。可以打瞌睡，写情书。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形。是非跳舞场，堪比游乐厅。心里云：混张文凭。”

　　30多年前的一些碎片，散落在记忆的各个角落，隔一段时间，再回想起来，还能拎一串出来，虽然这些记忆都是碎片化的，但都带有燕园的烙印，深深的烙印。

个人简介：

　　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92年本科毕业，并被推荐为1993级国政系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1996年研究生毕业，在大连市政府工作。2010年12月，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专业是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2008年进入国有企业工作。目前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