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日,由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2019北京论坛国关分论坛—“变革中的世界秩序”在北京大学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报告厅成功举行。来自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外交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太和智库,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切斯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等海内外著名高校和智库的专家学者,围绕当前世界秩序及其发展趋势,聚焦经济全球化及其悖论、地区一体化及其困境、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美国霸权及其演变、中国方案及其影响等多个热点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世界知名学者、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德国柏林社会科学中心前主席、本次北京论坛开幕式主旨报告人尤尔根·科卡也饶有兴趣地全程参加了讨论。
2日上午的首场讨论围绕经济全球化及其悖论展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正毅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首先作题为《变动的世界秩序: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交织》的发言,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西方国家的变化。唐士其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政治理论,但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对于平等的依赖,导致了它陷入困境。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保守主义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某些群体的需求,但却都难以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而如何用一种政治的形式来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平等?唐士其认为,这在政治学理论上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唐士其发言
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智利前驻华大使Jorge Heine在题为《重塑世界秩序》的发言中提到,2015-2017年作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作用可以比拟1917年及1945年。具体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人曾一度认为新兴国家的崛起仅仅是一场错觉,然而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减弱。结合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危机,曾经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似乎已走到终点。他指出,南方国家正在且将会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此外,Jorge Heine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并不在于这些国家努力地向世界经济靠拢,而是在于他们向世界经济开放。而当前美国所采取的试图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以及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路线,将会为自身及世界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Jorge Heine发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世界政治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首先,苏长和阐述了当前世界变局中的数个现象与特点,如不同的世界观、对抗式的制度体系、政府危机等。而在中国的选择方面,他提出中国需要超越西方内部国际关系的教训。围绕国际制度改革,对旧的治理体系的改进与鼓励创造新型治理体系之间不应该是矛盾的。中国当前正在做的正是互补与包容,中国所倡议和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与已有的国际组织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是相互排斥的。此外,围绕文明对话,苏长和特别强调,文明的对立面并不是野蛮,文明需要对话与交流,而非相互否定。
苏长和发言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发言的题目为《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若干思考》。朱锋指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的领导作用的,例如,美国在国际制度的构建上扮演了重要的驱动力。但美国也是当前世界秩序变革的首要原因。特朗普政府重拾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战,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对手,此外,美国也频频退出国际协议。与此同时,朱锋认为中国国内仍在进行改革,所以仍未有足够的能力实现与美国之间的力量转移。
朱锋发言
第一组专家与参会者互动
下半场的讨论延续了经济全球化及其悖论这一主题,由朱锋教授担任主持。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副院长王在邦作了题为《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与全球治理的方向》的发言。他指出,全球化的内涵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市场优化配置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要素的世界化过程。通过回顾经济全球化经历的多个历史发展阶段,王在邦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并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向提出了五点展望,具体包括围绕全球市场条件下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坚持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与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确立竞争合理性与建设性的边界;研究建立资本的全球监管机制;研究确立科学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决策机制。
王在邦发言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教授发言的题目为《观念差异对合作的影响》。他谈到,国家间的关系时好时坏,这其中除了利益因素外,观念因素也是影响国家间合作的重要一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各国应该解决好“求同和异”的问题,即中国的外交要由“求同存异”走向“求同和异”。王帆指出,在中国的哲学中,“同”与“异”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前,我们要学会在差异中共存,有效地管理差异,利用差异的互补作用,推进合作。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观念的共鸣是促使合作开始的动因,但相似性也有可能带来国家间的竞争。由此,互补才是保证共赢的关键。而真正决定合作的根本因素也并非差异本身,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利益,即利益可以实现对差异的超越。
王帆发言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教授作了题为《超越联盟政治?冷战后大国伙伴关系模式反思》的发言。在发言中他指出,影响大国间伙伴关系的关键因素首先在于战略威胁的存在与否。此外,是否可以利用美国的安全保障,对于印度、日本等国家而言也是重要的变量,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模式存在差异。基于大国间伙伴关系的分析及研究,孙学峰提出了三点体会,包括同盟政治正在向伙伴政治转移,冷战后美国的单极状态对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保障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在分析中国的战略环境时应该不仅仅关注美国的实力,还需要考虑的是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伙伴关系。
孙学峰发言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Andrey Kortunov的发言围绕全球化展开。他谈到了全球化概念的认识与解读。他指出,二十年前,人们曾经乐观地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将会是快速且顺利的。但在当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全球化曾经被认为是经济、金融领域的概念,但如今人们已经了解到在教育、艺术等多个领域也都有全球化的现象。Andrey Kortunov认为,引导全球化回归正轨需要有新的全球治理方式,他强调应该给予多边主义更多的关注,但需要注意区分多边主义与多极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与会学者还就政治思想、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间的区别与联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Andrey Kortunov发言
第二组专家与参会者互动
2日下午第一节讨论的主题为地区一体化及其困境,由苏长和教授主持。王正毅教授首先就中国崛起和对东亚地区认同的反思发言。他提到,学界看待地区化以及地区化的发展有三个研究路径,第一种是国际制度方法,第二种是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切入,第三则是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待地区一体化。而与之相对应的,在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也先后确立了四种不同的有关地区身份的看法。结合相关数据,王正毅教授着重分析了东盟国家在组织地区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他强调,东盟依然没有走出边缘地区,未来仍需作出巨大的努力。当然,对于所有的经济大国而言,东亚地区仍然充满了机遇。
王正毅发言
随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方副教授作了题为《非洲与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形成》的发言。她提到,非洲曾经一度处在世界的边缘地位,经过长期的变化与发展,当前的非洲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愈发重要的角色。她指出,非洲的角色及其发展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维度进行思考的。以具体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为例,刘海方教授谈到埃塞俄比亚对于当前新的世界秩序的思考,包括应该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国际谈判之中?如何在国际社会背景下做出决策?如何承担自身的责任?以及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彰显自己的力量,等等。此外,她谈到非洲已不仅仅是一个受援地区,而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世界应该如何看待非洲?非洲的道路应该如何走?这些都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从更为广泛的角度予以关注。
刘海方发言
伦敦国王学院Funmi Olonisakin教授就全球性大国如何影响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分享了她的看法。她提出几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第一,非洲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现有政治体制没有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政治参与机会;第二,大量的年轻人口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政治,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年轻人促进国内和国际和平,在其他一些国家促发了政治动荡甚至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第三,非洲一体化应当符合非洲实际,专注于解决非洲的问题;第四,外部大国应当加强对非洲问题的研究,在与非洲的互动中要尊重非洲实际,停止对非洲内政的干涉。
Funmi Olonisakin 发言
韩国高丽大学教授Kim Sunhyuk发言的题目为《东北亚的区域化与韩半岛的和平构建》。他提出,欧洲区域一体化的理论与经验不能直接移植到亚洲,但从中可以看到,区域一体化在完全建立之前,是国际安全的消费者而非贡献者。他认为,在朝鲜半岛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前提是达成维持和平的有效机制,即达成和平协议。但需要看到的是,目前美国和朝鲜在无核化与和平协议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朝鲜目前有较强意愿达成和平协议,韩国则始终是积极的推动者,他指出,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美朝矛盾如何调解。
Kim Sunhyuk发言
太和智库研究员郑若麟作了题为《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四大力量板块和三大冲突》的发言。郑若麟认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新特征是全球正在形成四大力量板块与三大冲突。其中,第一大力量板块是西方“支持全球化”的跨国的国际金融资本,第二大力量板块是西方“反对全球化”的本土产业资本,第三大力量板块是伊斯兰世界,第四大力量板块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而在冲突问题上,他认为最根本的冲突实际上并不在中国与西方,而恰恰是在西方世界内部。
郑若麟发言
第三组专家与参会者互动
随后讨论的主题是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教授担任此轮讨论的主持。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吴玺宏教授从技术变革的角度,以《人工智能研究的现状及对未来社会秩序变革的影响》为题进行发言。通过梳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并介绍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展,吴玺宏在宏观上展望了人工智能的未来。他尤其强调智能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指出智能系统的应用可以促进思考的全面性。他提出,智能机器的出现意味着人化机器已成为人类活动中的一个角色,这也成为新文明的发展方向。而改造环境自然,从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保障人类生存,仍然是当代人类主要的活动目的和方向。最终,人类要完善自我认识,实现人类自身的改造和转变,从而真正地把握自身的命运。
吴玺宏发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祁昊天作题为《科技变迁与全球治理:多元逻辑与范式转变》的发言,其中具体包括了全球治理范式的转变、技术在治理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安全领域的竞争与冲突管控等内容。祁昊天强调,科技的变迁从来都不是非政治的。在谈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时,他指出人工智能的黑箱状态是当前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此外,技术也可能会带来偏见,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受到攻击。反映在国际治理领域则会带来许多现实性问题,如隐私问题、问责问题、透明度问题以及安全问题,等等。他特别指出,技术在军事领域能够发挥作用,但也同样存在局限性。要解决这些问题与局限,既需要技术手段,也需要政策和政治手段。
祁昊天发言
外交学院助理教授贾子方作了题为《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一项研究议程》的发言。由新技术、新概念以及科技对于国际关系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作为开端,贾子方提出,美国过去曾是自由主义的领导者,但美国现在已经无法为维护世界秩序来买单。以西方国家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结束,但当今世界却仍未能出现一个新的、多元化且多层次的秩序。此外,他强调科技并不会直接地影响世界秩序,因此当人们考虑科技的作用时应该采取非线性的分析方法。科学技术的革命将会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对抗,在看到美国先进的科学与技术能力的同时,他指出中国能够利用科学技术革命,获得更多的战略性优势。与会学者还就进一步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地区研究、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国际组织建设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贾子方发言
第四组专家与参会者互动
3日上午的会议上,与会中外学者就美国霸权及其演变、中国方案及其影响等主题继续展开深入交流。第一部分讨论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教授主持。首先,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Sean M. Lynn-Jones围绕美国霸权之后的世界秩序进行了发言。他谈到,冷战后,美国曾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优先的单极化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不再能随心所欲。未来的国际格局将如何变化?大国间力量分布的情况会是怎样?Sean M. Lynn-Jones提出了四个观点。第一,同意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由于国际结构的特性,中美两国间关系将更为紧张。第二,世界将越来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三,多极化的世界也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在多极的世界中,事情将会变得复杂,误判会成为普遍的现象。四,中美即使在某些全球治理领域会有一定限度的合作,但这些合作也不会外溢到其他领域。两国将互相视作竞争对手,而且会相互指责。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国际结构。
Sean M. Lynn-Jones 发言
随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作了题为《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背景、谈判与影响》的发言。他表示,当前是中美关系相当关键的时刻,两国关系具有突出重要性且双方差距很大,一旦处理不好双方关系,则很可能会产生误判,对世界带来严重不利影响。王勇教授谈到,自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实际上是不断增加的。如果两国关系没有发展到紧张状态,当前对于美国而言应该是收获的季节。在两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王勇教授强调中美两国都采取了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态度,由此形成了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格局,以及地区、全球供应链。但他同时指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于中国无根据的指责,其背后的原因是特朗普及其团队对经贸问题僵化的认识以及美国国内的矛盾。王勇认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中美两国的发展仍有许多可比性。当前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稳定好中美关系,而这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王勇发言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戴欣媛发言的题目为《对国际制度秩序的挑战》。发言中,戴欣媛提到了国际秩序的两种定义,一是权力分配的结果;二是规则、规范以及制度所形成的系统。她同时分享了两点观察:冷战后,国家对于约束性的国际制度秩序之投入并没有像人们预期中那样迅速上升;美国也并非国际制度秩序积极的参与者。此外,她谈到国际制度秩序的嵌入现象,认为国际制度的更新、改革较慢,各国并没有太多的机会重新反思、重新谈判国际制度秩序。
戴欣媛发言
英国切斯特大学商学研究院国际院长孙鸿教授从政治营销学的角度讨论了特朗普2020年连任的几率。他指出,特朗普的竞选形象一是安全、二是财富。当前,特朗普并不是在打贸易战,而是媒体战。传播学是政治营销学的工具,而政治营销学的关键词是交换。特朗普采取了营销学,借鉴了中国的孙子兵法,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政治交换。此外,孙鸿指出,分析美国总统选举,美国的经济情况以及美国民众对于经济情况的看法是关键。
孙鸿发言
第五组专家与参会者互动
第二部分讨论围绕中国方案及其影响展开,Jorge Heine教授主持。首先,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作题为《全球秩序:挑战与机遇》的发言。他指出,美国对于推动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曾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汲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意识到维护国际秩序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情。贾庆国强调,大国的衰败是因为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过高。他指出,当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维护国际秩序的能力有所下降,而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改革作用突出,影响很大。此外,贾庆国也提到,虽然战后的国际秩序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他并不认为这个秩序已经走向了终结。大多数国家在这个秩序中有着不同的利益,也都愿意维护这一秩序。
贾庆国发言
美利坚大学Fantu Cheru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世界处于危险的边缘?》。围绕本土主义、多边主义以及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作用,Fantu Cheru谈到,对于非洲而言,自由国际秩序与殖民主义一样糟糕。他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能够突破全球治理改革的瓶颈,而这也有利于非洲国家的发展。他指出,中国是南南合作重要的推动者与贡献者,而中国、印度以及土耳其等国家的崛起将为非洲提供更多的选择。
Fantu Cheru发言
庞中英教授作了题为《中国与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演化与未来》的发言。他首先指出,“1945年秩序”和“冷战后秩序”两者不应该混为一谈。此外,他并不认为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终结。他谈到,不能因为美国对于自由秩序的主导性下降,就认为自由秩序已经消亡,自由秩序仍有很大的潜力。而当前的自由秩序的问题在于自由性不足,故应该让更多的新兴国家参与其中,帮助解决自由秩序的问题。在自由秩序的增补和替代问题上,他谈到,1945年以来,秩序处于成长和演化状态。对于中国而言,庞中英指出,中国是现在世界秩序变动中一个关键的、中心的因素,世界秩序是一道难题,而中国应该与世界一同来解决的这个难题。
庞中英发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张清敏教授分别从改变者、遵循者以及创造者三个角色来探讨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政策。张清敏首先从议题领域、平台、具体制度等角度重点梳理了全球治理概念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着重强调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理解与表述。他指出,我们应该更多的倾听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的声音,关注他们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看法。与会学者还就国内政治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大国国际制度参与、民主机制、国际格局等问题进行交流。
张清敏发言
第六组专家与参会者互动
分论坛最后一节的讨论依然聚焦中国方案及其影响,唐士其教授担任主持。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作题为《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若干思考》的发言。王逸舟的发言从中国的三代外交展开,其中,第一代外交是革命外交;第二代外交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外交;第三代外交即《仁智大国》一书所聚焦的,由习近平主席开启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他指出,以上所述的第三代外交并非当下马上就能实现,从当前到本世纪中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长征。王逸舟谈到,中国在全球高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提出中国方案,例如“一带一路”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向全球进发,即中国希望凭借“一带一路”的杠杆从而为全球做出贡献。但他同时强调,中国的外交依然存在短板,需要努力地朝着仁智大国的方向发展。
王逸舟发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围绕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这三个概念的理解及认识进行发言。他表示,秩序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共有三种组成,即国家与国家间的秩序;国家内部的秩序以及跨国秩序。虽然世界秩序这一概念在近期频繁出现,但由于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因此他偏向于使用国际秩序概念。具体而言,国际秩序又分为前现代的国际秩序,以及现代国际秩序,后者是指主权国家出现以后的国际秩序。张小明提到,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虽然不同,但二者是相关联的概念,即国际秩序是世界秩序的核心。此外,在有关中国崛起的理解上,他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具体时间是从1943年开始。而中国真正的崛起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着重强调,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仍然只是一种物质上的崛起,而非理念上的崛起。中国并没有真正被视作是国际社会规范的制定者。由此,张小明认为,不应当夸大中国对于国际秩序变迁的推动作用。国际秩序变迁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在西方内部。
张小明发言
张海滨教授作了题为《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以国际气候谈判为中心》的发言。围绕“如何理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张海滨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节点及发展脉络,指出全球气候治理在目标、原则、减排模式和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等方面都在不断演进中。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减排力度不够、公平性不足、领导力赤字等诸多挑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作用倍受世界关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定位是引导。具体而言,中国将通过积极贡献理念、有力推动气候谈判、不断强化国内气候行动、积极推动南南气候合作等方式将全球气候治理的引导作用落到实处。
张海滨发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翟崑教授的发言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进展及战略管理展开。他指出,本环节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方案及其影响,而“一带一路”正是中国的原创方案。应对全球治理问题,“一带一路”必将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带来重大影响。翟崑提出,“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也是新时代统筹内外的战略,必须走内外融通的道路。此外,他也提到,美国领导人、战略家对于“一带一路”的担忧且将之视为威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吸引了多利益攸关方,尤其是国际组织的进入,其合作内容具有广泛性。围绕中美关系,翟崑认为可以采用战略协调,并通过包容性的参与从而进行适当缓和。最后,与会学者还围绕全球气候治理结构、中国外交的经验与反思、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国内环保政策等问题进行自由讨论。
第七组专家与参会者互动
尤尔根·科卡在评论
参会者提问
会场一角
北京论坛经过16年的发展,已成为北京和中国的一个重要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如何充分利用北京论坛这个高端学术平台,扩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术影响力一直是国际关系学院思考的重要课题。今年,国际关系学院采取了一个新的举措,在北京论坛期间重点集中推出国际关系学院老师的最新成果。11月2日下午国际关系学院和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在国际关系学院咖啡厅举办了一场李安山教授学术成果研讨会,庆祝李安山教授今年出版九部学术著作。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专程出席。李安山教授今年出版的九部著作,包括《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非洲华侨华人史》、《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南非斗士曼德拉》、《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国家起源与古代王国研究—以非洲为例》和《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上、中、下三册)。其中,前六本已经出版,是修改、辑集和再版,三卷本的《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则是李安山教授今年重量级的新著。此次活动反响热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成果研讨会现场
两天的分论坛短暂而充实。唐士其在闭幕式环节代表国际关系学院对所有参会嘉宾和会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此次分论坛主题鲜明,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对话坦诚深入,引发与会学者和听众的深入思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盛会。
会议嘉宾合影
(龙应显、黄晓璞整理,发言嘉宾内容未经本人审校。摄影:骆革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