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新兴规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快速制度化的同时面临内化困境。研究表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政策文本中被固化为功能性技术工具，缺乏跨部门协同与全球统一的监测问责机制，形成了全球南方“实践主力”与“规范从属”的悖论。相较已形成价值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规范演进存在道义领导力缺失、制度程序开放性不足，以及全球南方在规范建构中的主体性缺失等问题。中国面临从“规范内化者”向“规范塑造者”转型的机遇。作为补充性分析框架，“基于文明的解决方案”旨在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注入文明尺度，推动治理目标从“利用自然”向“与自然和谐共生”升维。“基于文明的解决方案”框架及其依托的全球对话实践，不仅为剖析既有规范的内化困境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实效性的全球治理规范提供了创新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