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入秋后，银杏叶铺就的一地金黄便成为燕园最引人驻足的风景。而春意盎然时，我最属意的却是国关大楼前盛放的白玉兰迎风摇曳。三十载春华秋实，国际关系学院院庆之际，得以一篇小文回首自己与国际关系学科结缘的六年时光，心中涌起的是感慨，更有感恩。从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到修习国际政治双学位，再到在国关工作、学习的四年时光，一路走来，选择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不仅是我学业转向的关键一步，更成为塑造我思考方式、行动理念的精神源泉。

图1：国关大楼前的白玉兰

懂中国，也要懂世界

我本科就读于社会学系，入学学系史时就了解到，在北大社会学学科被撤销的特殊岁月里，雷洁琼等前辈曾在国际政治系任教，大概也就知道对应是当今的国际关系学院。2017级本科生的宿舍在45乙楼，离得最近的学院院楼便是国关大楼。初入燕园、满学校游荡的日子里，我常感喟于国关大楼相较社系所在理科五号楼的气派，C座南楼的教室也曾是我冬日不想出远门最常停留自习的空间。大学第一个学期，我笃信并“坚决贯彻”学校通识教育理念，什么都想听听，社会学专业的我左听了一门历史系李维老师的《纳粹德国史》公选课，右修了一门项佐涛老师的《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通选课，每周读完文献，大脑左右互搏、上演苏德大战。

图2：大一上学期的“通识”课表

大一结束时，许多新的跨学科培养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让人应接不暇。不过，选学什么学科首要还是看兴趣，我并不急于选择。对国际政治双学位的选择看似偶然，实则有迹可循。母亲让我全本通读的第一本、也很不幸地成为唯一一本四大名著便是《三国演义》。初升高的暑假时，我在旧书市场淘到一套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那时2014年正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祭，我满脑子都是“师夷长技”“救亡图强”一类话语，看到这书的标题便兴奋，于是三大本买回家似懂非懂地起来。记得那时候还搞了一套《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和《边缘地带论》来读。

图3：中学时所购的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高中的晚自习，那时我完成作业后常常胡思乱想，那时我隐约感觉到：中美必有一场深刻的博弈与竞争，但形式不会再是热战，而是经济、贸易、货币乃至话语、影响力的层面。高中毕业时特朗普的上台，以及后来的“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战似乎印证了我中学时代的朴素猜想。进入大学后，社会学的训练让我关注结构、制度与人，学会以更系统的视角看待这些现象，也让我意识到，要真正“懂中国”，还必须“懂世界”。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社会学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对话空间，或许“战争社会学”便是一个尚未充分开掘的交叉领域。我当时尝试完成的本科生科研项目，便是对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军队纪律的社会生成”的比较研究。北大的多学科沃土和对跨学科可能性的好奇，推动我最终在大二下学期做出了修读国际政治双学位的决定。

在经典与课堂之间找到方向

因此，我正式开始修读国际政治双学位是在大三，比多数同学晚了一年。2019年的秋天，我和2019级本科大一的同学们一起坐在《国际关系史（上）》的教室里，授课教师正是我的导师于铁军老师。当时我和国关的朋友询问于老师的授课风格如何、国关史课程的难度如何，只获知三条消息：老师刚刚从美国访问交流回来，老师的办公室可谓“书山”，老师对细节的严谨把握近乎苛刻。于老师在课上的自我介绍总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员”，这种“古早”的称呼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我至今记得一次课堂展示，在台上同学长达半小时的pre后，于老师当堂点评时，温和而精准地指出：“第XX页PPT，这张合影的注写这张是日本天皇访华期间的照片，但图片背景来看，显然这是邓小平1978年访日时和日本天皇在皇宫的合影。”此言一出，二教203大教室里迸发出全班同学的惊呼。那一刻给我的震撼，不仅源于于老师渊博的学识，更在于对历史脉络细节的敏锐把握。如今回想起来，那堂课不仅让我，也让许多19级的学弟学妹，对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与兴趣。

图4：2019年秋季学期《国际关系史（上）》课堂展示中

因为修双学位比其他同学晚一些，我的部分课程是“跳”着修的。没来得及修《国际关系史（下）》，我就先在大三下学期跳到了张小明老师的《美国与东亚关系》和于铁军老师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张老师的课上，面对几本篇幅更短的阅读文献，我主动和小明老师沟通，通过完成读书报告的方式鞭策自己读完更长的基辛格的《论中国》；于老师的课上，我把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第七版全本读完，还顺带读了《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里的小文章。我总是想，我基础不如学院的本科生，要在小组展示和课程论文里不落人后，只能老老实实把原著啃了，才能有些真实的见地。这些近乎“枯燥”的努力，也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是不是应该试一试到国关继续攻读研究生？我可以吗？

在跨学科保研的考试中，学院扎扎实实的笔试还是让我感到担忧。但最终的试题似乎冥冥中给了我指向，在赫佳妮老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和项老师中苏关系课程中习得的知识，以及我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热爱，最终帮助我通过笔试。在面试时，我忐忑地发表着我对“战争社会学”的一些看法。汪卫华老师问我：“那关于历史社会学，你读过蒂利的什么书吗？”我一时语塞，我竟从未读过这位将国家形成、战争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的大师之作。惭愧和恍然，让我清晰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让我更加坚定：我需要在一个更适合的学术环境中，补上这些知识拼图，而国关学院，正是能提供这种滋养的地方。于是，我来了。

图5：保研时的录取页面

审慎是现实主义的美德

我是大四在李扬帆老师的课上，才知道勺园这座古园曾经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意义。在勺园之东的这方天地里，我先后选留工作、学习了四年，在工作之余也始终不忘读书和学习。可以说，对于学院的感情和认同，我绝不亚于本科就在这里求学的同学们。研究生的两年过得很快，这既是我学术训练深化的阶段，更是思维方式重塑的过程。国关的师长们也无时不刻地给予我激励与关怀，也常常鼓励我把社会学中的所学，与国际关系的学习、研究结合起来，发挥学科交叉复合的优势。我曾和于老师谈起摩根索，我请教于老师：“现实主义是否就意味着凌厉冷峻，是否意味着对矛盾冲突的悲观？”于老师说：“但摩根索却是美国越南战争最坚定的反对者，甚至很多现实主义者常常反对战争。在他看来，美国投入越战无异于‘西西里远征’，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目标。现实主义者在意的是，什么是国家真正的利益和目标——审慎是现实主义的美德。”

图6：2021年在双学位毕业典礼上的合影

我逐渐领悟到，国际关系提供的远不止关于国家、战争、和平的具体知识，更是一种独特的、系统的认知。今天，我们常听到关于“文科危机”的讨论，更有人戏称人文社科的学习是“屠龙术”。这背后，是一种基于知识直接功用的焦虑。但我始终相信，社会科学的价值，除了知识、方法与技能的直接应用（如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形势研判），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在我们身上形成的气质，以及如何塑造我们理解世界与自我的方式。社会学曾教会我对一切社会事实与行动者报以“理解”，从而更成熟地面对人与事。而国际关系则交给我另一把钥匙——关于保持审慎思考的告诫。

从“逆炼”沃尔兹的角度上说，国际关系的学习告诉我：

在体系层面思考，应当学会区分哪些问题是结构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哪些问题是进程中的，可以通过长期努力逐渐改善。这使我在面对复杂局面时，能首先尝试定位问题在结构中的位置，不惑于表象，不急于求成。

在单元互动层面思考，应当辨析哪些目标可以通过沟通与妥协达成，哪些则是必须坚守的原则与底线，绝不后退一步。这样的策略能够使人在坚持核心立场的同时，保持行动的灵活性，追求目标的艺术性。

在个人层面思考，它使我理解，在现代世界，个体命运如何与大世界、大环境、大时代同频共振。这并非让人感到渺小，而是让人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坐标，从而更主动地调整步伐、更从容地面对变化、更包容地理解差异。

一言以蔽之，国际关系的学习鼓励着我们成为自己进退沉浮的“主宰者”，而非随波逐流的被动者。

做胸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如今，我毕业后留校工作。辅导员的工作需要理解青年、引导青年，需要将宏大的时代叙事与微观的个人成长相结合。国际关系的训练，让我习惯将青年的成长置于民族复兴与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考量，引导他们思考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世界趋势的关联。社会学与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交汇，既让我怀抱改善、进取的理想热情，也具备面对复杂现实的理性清醒。“胸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理想指引方向，现实感确保我们脚踏实地、步履坚实。

图7：与2021级本科同学在学院毕业典礼

值此国际关系学院三十周年院庆之际，我满怀感激。感谢学院提供的宝贵学习机会，感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与学术启蒙，感谢这段学习经历赋予我的视野、思维与力量。在学院负笈四载，变的是专业与身份，不变的是对知识的好奇、对理性的坚守、对脚下这片土地与远方世界的深切关怀。这种体悟与教育，将继续滋养我的人生。我深信，学院“爱国关天下”的传统将在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芒。衷心祝愿学院在新时代征程中，继往开来，广育英才，为强国复兴与人类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

耿满，国际关系学院2025届硕士毕业生。社会学系2017级本科生，2019年起在学院修读国际政治双学位，于2020年通过学工选留保研至学院国际关系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2021-2023年在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担任选留辅导员，2023-2025年在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生命科学学院担任专职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