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袁明老师、初晓波副校长、唐士其院长，各位亲爱的老师，院友们、兄弟姐妹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贾烈英，现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1981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本科，1988年在中国传媒大学获得法学硕士，2005年在外交学院获得法学博士。从北大毕业后，40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游子不断回望，今天我的灵魂终于返乡了。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一、1981：一个“误入歧途”的开始

1981年，我从河北衡水皇甫村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学习。那时候还没有“国际关系学院”，我们叫“国政系国际共运史专业”。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共运是个什么专业，以为是搞共同运输的。1981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班同学30个人，大部分人第一志愿报的都是经济、法律等专业，结果是被调剂来到了国政系共运史专业。我记得有个同学报到时哭丧着脸说“我是来学怎么当官的，怎么变成搞输出革命了！” 当时我自己报的两个专业，一是图书馆系，因为老子、李大钊、毛泽东都是在图书馆工作的；二是经济系，学了经济以后就可以挣大钱了，满脑子都是功利的考虑。

但就是这个“误入歧途”，让我找到了一生的学术归宿。北大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一种“国关人的思维方式”----凡事从结构看，从关系想，从大局出发，从细节落地。这种思维，后来成了我研究联合国的底层逻辑。

二、我的学术偏好：联合国研究

我这些年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联合国研究。很多人问我：|“老贾，你研究联合国干嘛？很快就要破产了！！那不是一个开会扯皮的地方吗？”我说：“对啊，我就是要研究联合国是怎么开会的。”联合国一年开几千场会，从安理会到教科文组织，从气候变化到妇女权益，表面上是一群人在日内瓦或纽约的会议室里吵架，实际上是人类文明试图用“对话”替代“战争”的伟大实验。

研究联合国，我最大的心得是：国际关系的终极问题，不是“谁赢了”，而是“怎么还能继续玩下去”。联合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地方，它是一个“管理问题”的地方。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被很多人诟病为“不公正” “低效”，但你想过没有，这个设计恰恰是为了让大国留在牌桌上。如果大国一不高兴就掀桌子，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分析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那是我的处女作。结论是：秘书长的权力，来自于说话没人听，但还得继续说的坚持。这多像我们做学问的人啊！我们写的书，可能没几个人看；我们发的论文，引用率可能是个位数。但我们还在写，还在说，因为我们相信有些声音，不是为了被听见而存在，而是为了证明还有人愿意说真话而存在。

三、从“国关人”到“国关人的国关”：一场四十年的灵魂返乡

今天这个主题“国关人的国关”，让我想了很久。什么是“国关人的国关”？我想，它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是学科的国关。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问，从北大发端，在中国生根。据北大国关学院潘维老师考证，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就曾住在今天北大国关楼附近的勺园。如果没有京师大学堂，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北大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及全国的传播，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与学科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北大的国际关系学科源自1919年政治学门，1964年正式设国际政治系，1983年设全国首个政治学博士点，1985年获批全国首个国际政治学博士点，1996年组建全国首个综合性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创了学科化、体系化发展的先河。在享誉中国的政治学界五老中，赵宝煦先生可是响当当的名字。北大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贡献是建体系、创理论、育人才、强智库、通世界，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开创者与引领者，也是中国学派的核心阵地，持续为国家外交战略提供智力支撑，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走向世界。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这门学科从国际政治变成国际关系，从政治学的一个方向朝着独立的交叉学科迈进。现在的北大国关学院，既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的滋养，还有理工农医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加持。

第二层，是职业的国关。 我们国关人毕业后，有的去了外交部，成了穿西装的战士；有的去了智库，成了穿便衣的谋士；有的去了媒体，成了说人话的翻译；还有的去了企业，成了懂世界的商人。在80年代末我算是非主流的--去高校当了老师。但我发现，无论在哪里，国关人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种“跨界翻译”的能力--把复杂的国际形势翻译成决策者能听懂的语言，把中国故事翻译成世界能理解的叙事，把学术理论翻译成普通人能感知的温度。

第三层，是精神的国关。这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是“国关人的精神”？我想，它是一种“清醒的乐观主义”，这是所有北大人的魂魄，刻在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世界的分裂、冲突、不公；我们研究战争、研究贫困、研究气候危机、研究大国博弈。但我们仍然选择相信对话优于对抗，合作优于零和，制度优于混乱。这种相信，不是天真，而是一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毅。

1985年我考研后，再次被调剂，去了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那是咱们的系领导张汉清老师帮助联系的。离别北大的最后一个晚上，非常伤感，我在未名湖畔坐了很久，不舍得离去，甚至想带走未名湖的一瓶水。那时候我苦苦的想：这辈子我能为这个世界的和平做点什么？

四十年后，我的答案已经非常明了：培养更多相信和平、懂得和平、能够为和平付诸行动的年轻人。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当了十几年院长，送走了十几届学生。他们有的去了国际组织，有的去了基层使馆，有的去了NGO，有的去了互联网大厂做出海业务。每次收到他们的好消息，我都觉得那个1985年久坐在未名湖畔的年轻人，没有辜负大好春光。

四、感恩与祝愿：国关人的“共同体”

最后，我想说几句感谢的话。

感谢北大国关培育过我的所有老师们，正是他们的辛苦付出，让我初步掌握了立足社会的一点点能力。

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变，经历了从与国际接轨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升级。

感谢所有的院友。我们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关人”。这个名字，比任何头衔都让我骄傲。

祝愿北大国关学院三十岁生日快乐！三十而立，立的是学术之根、育人之本、报国之志。祝愿在座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学术长青；祝愿同学们前程似锦，无论走到哪里，都记得自己是一个“国关人”；祝愿我们所有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保持确定的善意，坚持确定的行动。

我1981年入学，到今年2026年，整整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国关生涯，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国际关系，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学问--理解人，尊重人，服务于人的尊严与福祉。这就是我们“国关人的国关”。

谢谢大家！

（作者：贾烈英，北京语言大学前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全国国际事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该文系作者在2026年北京大学"国关人的国关"主题报告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