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校园四年有余，我已逐渐适应了职场人的身份，习惯了数不清的工作电话与待办事项，日子匆忙得像个陀螺。直到有幸接到学院老师的邀约，让我谈谈在学校的所学与所得，借此机会，我也放慢脚步梳理了从燕园到职场的成长历程。

一、从“爱智慧”到“爱国关天下”

我本科就读于哲学系，在学习中哲、西哲、马哲及宗教学等基础课程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大量经典文本和抽象逻辑，老师们引导我认识和探寻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我得到的仿佛是一张古老的星图，深邃而抽象。但我更好奇，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在世界这幅宏大的图景中位于何方？这份好奇，将我引向了国际关系的课堂。通过国关开设的通识课程，我开始了解这一学科，并在大二的时候申请了国关的双学位。中国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民族国家概论、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关的课程中，能够将自己代入到国际风云变幻，感受大国兴衰和力量博弈。虽然老师同学们经常自嘲：“远不及北京出租车司机对国际形势头头是道”，但在学习中已经不自觉地养成了“爱国关天下”的自觉和自豪。当老师将全球事件拆解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织脉络时，我恍然大悟：哲学追问终极，而国关则教我如何理解当下复杂的世界和国家，理解它的来路与去向。于是，我决定将两个领域的图景叠加，为自己绘制一幅更关切现实的精神地图。因此在本科毕业之后，我便选择支教保研的方式，跨学院来到国关学院就读研究生。

二、从“基础课程”到“专业训练”

进入国关读研，我有幸师从王正毅老师，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接受了更为系统的专业训练，掌握了学科分析的方法。IPE的老师们在授课时很强调知识谱系和分析框架，特别是王正毅老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方式，其实也蕴含着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IPE“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经济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对照这一定义，我们在分析国际问题时，既要学会“往小了看”，解构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体，也要学会“往大了看”，找准事件在区域关系和全球体系中的坐标，运用联系的观点，寻找内外不同主体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于对国际货币政策、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等宏大命题的汇报展示和课程作业不再清晰记得，但是分析的框架已经嵌入思维方式，当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恣意和畅快也仍然记忆深刻。

（2021年7月毕业，与王老师及IPE专业同学们的合照）

三、从“北大国关”到“社会职场”

硕士毕业后，我进入国有金融企业工作。记得老师曾嘱咐我们“毕业后要尽快忘掉在学校的学习”，一番用心良苦，是希望我们尽快地融入社会、适应职场，尽快地转变学生思维。知识本身可能容易淡忘，但学术训练带来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方法论，让我在面对工作挑战时能够保持从容。结合个人经历，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收获：

一是心态更加开放包容。国关课堂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老师也鼓励自由讨论的氛围。我们学习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政体，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接受不同的文化背景带来不同的视角。所以，当在工作中听到不同的主张时，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进行反驳，而是去发掘观点背后的缘由。在成为执行者、决策者之前，需要先做好一个倾听者和洞察者，国关的学习体验发掘了我这方面的潜能。

二是思维更有逻辑体系。霍布斯将人的自然状态放大为国际社会的无序状态，同理，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框架也可以内敛为具体的处事原则。IPE的训练让我们学会从不同单位层次剖析问题，关注不同要素的流动及相互影响，而这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是能够举一反三、做到思虑周全。比如，在我当前从事的组织人事工作中，需要时刻考虑不同机构、不同层级人员的诉求，制定政策需要考虑联动产生的影响、预判可能衍生的挑战。从学术训练中养成的思维习惯，悄无声息地迁移到我日常工作之中。

三是始终保持对家国的关注和热爱。国关对学生的培养，不仅强调国际视野，更强调家国情怀，老师潜移默化，引导我们关注和探索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方案。借助工作的平台，我也亲眼见证了学术理论和社会实际的连接。比如课堂上曾经讨论国内区域竞争力、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如今在国有金融企业工作，日常也能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雄安新区建设、海南自贸港建设、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等国家重大战略中，这种日常工作与当时校园所谈论的宏大图景的连接，让我倍感亲切，更有一份作为国关人，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自豪。

（拿到工总行的录用通知书，当年的校园招聘主题是“与国共进的你”。从国关到工总行，始终践行着“与国共进”初心。）

作者简介：

张翊彬，北京大学哲学系2014级本科生，其间于2016年9月至2018年7月修读国际关系学院双学位。本科毕业后赴新疆支教一年，并保研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2021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