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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秩序密切相关

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 2016-11-14   作者:   点击次数: 492   [] [] [] [更大]

    非常荣幸能应庞中英院长和季我努学社范国平社长的邀请,到中大国关学院来进行姜堰。也感谢在周末的晚上,张志文老师在此主持。这次讲座本来安排在下周一,最后协调到周末晚上,还有这么多同学来参加,我很高兴、很荣幸跟各位同学分享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些思考。
    题目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秩序”。我原来报这个题目后面有一个“的变迁”。我是做历史研究的,历史学界不认为我是研究历史的,国关学界不认为我是研究国关的,但我认同自己是做历史研究的。在当下的气氛中,同学们了解的或者感兴趣的,更多是当前问题,这很正常。对于历史上有一些事情,过去时间太久远,不一定感兴趣,就把“的变迁”去掉了。根据讲座的时间,“变迁”部分讲的会比较多分,在我看来,即使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工作的专家,对当前东亚安全秩序是怎么形成的?中美在这个秩序形成过程中、维持这个秩序的过程中等等,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互动?以及它们政策行为的互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也未必了解得很清楚,或者说不一定了解得很确切。
    我个人感受,历史研究这些年进展很快,特别是历史档案的发掘,证明了过去我们认定的事实,未必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在“再建历史”的过程中,当时发生的事因我们了解的不准确,寻求解决之道时就未必能对症下药,因为对病症把脉不准,可能药方下错了,结果可能会更不好。当然也有一些自然进程的力量很强大,人为干预的正确与否,有时候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这是研究历史过程中通常会有“宿命”感,很多事情是客观的动力决定的,人为的干预只能加速或者减缓而已,改变不了进程本身。
我在这里只能做比较宏观的叙述,把我认为哪些是我们需要再认识的问题提出来,与同学们分享。后面还有提问环节,同学们也可以质疑。
    我说的战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是说冷战结束后。学国关或者历史,或者其他中国史的同学都会清楚,二战结束到现在70年,有两个战后。一个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指冷战结束后。我讲的战后是指二战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开始。我们现在讲的中美关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从1949年到现在将近70年的时间,是这个时间段。
    7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或者二战结束,持续到1979年中美建交。我认为,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持续到现在,将近40年。回头看这40年的主要特点,比较容易观察到,也比较容易了解。东亚地区变迁的最突出的特点、最基本的状况,就是这40年的基本稳定和和平。在基本稳定和和平的大架构中,东亚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历史性的,也是有全球性影响的,就是出现了持续的发展与繁荣的局面。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很多研究,有很多数据,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一项一项谈。概括来说,就是在这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东亚继欧洲和北美之后,成为第三个世界中心,或者说三个世界中心之一,最基本的数据就是世界产品和贸易50%在这个地区进行。所以,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自然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也是中美关系受到全球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刚才同张老师讨论,作为东亚最重要的国家,中国股市的波动对全球都有影响。过去很难体会到,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即便按照官方通报的下降2%,全球经济就跟着晃动,如果不及时稳定住,一场全球恐慌就有可能发生,后果会很严重,当然对全球和中国都不是好结果,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方获利。如果日本出现浮动,也是如此。东亚特点就是上亿人口的国家不少,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依托东亚地区整体的繁荣。我们讲东亚地区繁荣对中国尤为重要,就是因为中国是依托着东亚的繁荣,大幅提升自己的地位。中国并不是一花独放,而是伴随这东亚地区的繁荣而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失去东亚地区繁荣的依托,有现在的局面也很难想象,从历史过程来看很难想象。
    东亚地区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有特殊条件的,即有30多年基本的稳定和和平,最近的大规模战争就是1979年2月,中美建交后就这么一次,中国同越南之间将近一个月的战争。印度支那地区在二战结束后一直在打仗,最初是越南同法国的反殖民战争;然后是十年美越战争,越南统一战争;后来是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战争,再就是越南同中国的战争。1979年中等强度的局部战争结束,这个地区再也没有大规模得战争,而是基本稳。当然有一些小的局部危机,如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包括两次朝鲜半岛危机,当前东海、南海的紧张局势等,不稳定因素一直在。但总体来说,东亚地区能成为第三个世界中心,和这个地区维持基本的稳定和和平是分不开的。由于眼前纷争很多,回顾历史有助于看清楚大局。是什么因素,或者说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结构,使这里维持了基本的稳定与和平?保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的主要因素,它的主要部分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但是曾经建立过“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即一种特殊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在冷战后期的实质性内容如在美国有很多著作所论述、新的档案发现等所证明的,美国同中国战略合作的某些领域,质量甚至超过美国的欧洲盟友。所以被定义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冷战结束后引发生了新的变化,中美关系现在又成了东亚地区中相当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地区美日之间不可能发生大的矛盾,但是中美之间是可能发生的。中国和越南、菲律宾之间,也会因为海洋领土纠纷等发生矛盾、冲突等,但不会根本改变这个地区的局面。如果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是逆转,东亚秩序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冷战结束后,刚才讲的冷战后期形成的“心照不宣的同盟”也就基本结束了,中美双方开始不断寻求维持战略合作的途径、办法,互相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希望找到继续合作的办法。我凭记忆介绍双方存在过几种重新定义关系的建议,这些建议不论是不是双方都接受的,但是都表现出来了继续合作的意愿,可能媒体造成的舆论氛围是人觉得中美关系很紧张,或者美国总是“亡我之心不死”,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两国政府最终的选择的导向。介绍几个概念,一是冷战结束后,在90年代中期,提出后提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随着领导人的更替,美国方面又改变曾经达成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提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现在中方又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方面不接受,但也提出建设性的合作。当然这反映出两国对双边关系认知上的差距。但是无论用什么词,至少决策层希望建立一种维持合作的关系,背后包含了中美在东亚地区希望继续进行合作的意愿,至少要避免发生对抗。
    第二就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这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认识它的复杂性是必要的。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最主要的是美日军事同盟,附带还有美韩军事同盟,美国菲律宾军事同盟、相关的还有美澳新同盟,等等。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来说含义复杂,即这个军事同盟体系的建立最初就是为了遏制——后来变成主要遏制中国。例如美日同盟,1947年在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将日本改造成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美国对日本的管制最终要向军事同盟关系发展。这个转变最初是针对苏联阵营,但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那段时间最终确定下来的,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明确的针对中国。以后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活跃的展开外交的同时,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在50年代中期建立起来,中国称之为“新月形包围圈”,非常明确的针对中国了,在亚太地区主要就是遏制中国。
    之所以对中国来说很复杂,也是因为1979年中美关系建交后,中国和这个同盟体系所有国家逐步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个同盟成了中国维护自己战略安全的借助力量,在东亚地区就是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和威胁。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和解和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中国对美日同盟的批评大幅下降,这个军事同盟对中国来说,成了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安全、和平的盟友。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我们媒体里,对军事同盟公开的批评,包括很多研讨中对它的怀疑等,变得越来越强烈。美国和日本在苏联解体后继续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合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对中国来说成了一个问题。中国和这些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关系,中美关系则要专门谈,比较复杂。
    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涉及到这个地区这么多国家,它仍然有维持地区稳定和和平的作用,有一些地区、,有一些领域,中国的影响力还是达不到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总之,这个同盟体系同中国有过复杂的关系,将来可能还要面临怎么界定和评价这个同盟体系。
第三,主要是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的一些多边、双边有关安全问题的机制,包括一些双边、多边的安全论坛。比如有关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它虽然停滞了,但作为一个机制起着重要作用。就解决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它没有达到目的,但对控制朝鲜半岛的危机不要升高,降低紧张程度等功能性的作用,还是有的。对这个机制的评价应该是从两个层面。
    还有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机制,美国主导香格里拉国防对话,中国主导的香山国防对话等等;还有中美俄日的机制,东盟10+3等等,现在很多。这些并不都是军事合作机制,但是不断讨论可以帮助认识这个地区已经发生或者潜在的紧张和危机,使各方能有一个平台坐在一起探讨,分析、认识或者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包括官方的,二轨的、纯粹民间的机制等也在发挥作用。这可能跟中美战略合作,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实质性的作用不能相比,因为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但是在预防外交的领域还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东亚安全秩序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维持安全秩序有三股力量,在这个秩序中,它的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研究中美关系过程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我在这里向同学们讲讲我的看法。
    我前年发表过一篇论文《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发表在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1期即2013年冬季最后一期。在结论部分提出这样的观点:东亚安全机制被设计出来、得以持续30多年,以及今后可能导致问题的关键、核心,就是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双方声明的”第三条的一段话,中美实现战略性和解,在地区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维持这么长时间,而且未来人们仍然担心会出现变数的,就是中美两国“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中美两国“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反映了当年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他们愿意把它写在中美两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件中。这是这种秩序得以维持,而且这个地区的基本和平和安全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也是这个秩序的核心理念,或者说是底线。如果这个底线击穿,这个地区一定会出问题。当然上限可以无止境追溯,我们可以说是一家人,亚洲成为共同体,那其实是不可能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理想,但是行为就像我们所说的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样,道德解决不了人的行为越界问题,这只是一种希望,必须还有强制性规范,这个强制性规范里要有核心理念。
    所以我在那篇论文里说这是远见卓识。毛泽东70年代讲过,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与美国共同在联合公报中写上这一条,一个是基于中国的理念,二是反对苏联的威胁和扩张。70年代苏联的扩张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同学们读一读历史,为什么中国有过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有一些反应过度是有可能的,但也是因为苏联的扩张。美国也有不安全感,这有它自己政策失误导致它的世界地位大幅下降,也是苏联对世界局势的误判,把当时西方倡导的“缓和”理解为资本主义彻底衰落的转折点,以至于采取全球性世界革命的扩张,结果导致全球性反苏联扩张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称霸的后果。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很直白的口号。古代朱元璋征求学士朱升对平定天下的战略,朱升说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改成“不称霸”,这是质的不同。朱升的意思是先不要急于称王,不然会变成所有人敌人。毛泽东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中国人永不称霸。他对外国人说过,中国称霸了,你们团结起来把中国打倒就是了。他谈话是这样的气派。一些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家就是追求权力和权力扩张,就会自动寻求一些目标。刚才我说的客观的自然力量,人为干预有时候不会有根本作用,也是根据这些理论提出来的。
    1972年中美为什么达成在亚太地区反对霸权的共识?必须讲1972年中美处于什么状态,东亚地区出现长期稳定和和平,受益于中美之间就东亚地区当时和未来长远的战略性问题、根本性问题等达成共识。在此之前,东亚是什么状况?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当时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大国之间的激烈对抗,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人确信,随时都有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危险。
    如果把1979年分为两个阶段,那么从中美建交之前地区出现动荡的原因看,是和中美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中美不能达成共识,这个地区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这是东亚的特点决定的。刚才讲都不应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等,仔细分析这段话,在逻辑上可不可以说在这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有过霸权,所以才有中美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在这里谋求霸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到1969年开始和解,1972年尼克松华。中美在20年的对抗中,打了一场直接战争,三年半时间,双方伤亡都是几十万人,官方公布中国是伤亡30度万,《第一次较量》那本书里记载是30多万。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也称越南战争,我研究是以1963年算起,1973年结束,援越抗美,双方打了十年间接战争。美国向越南派的地面部队50万人,中国向越南派的支援部队先后32万人,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大的。美国公开派军队,中国向北越派的志愿部队前后32万,最高峰时统计是17万地面部队,包括工程、运输、防空作战,还有海防。这个规模也是很大的,只不过是间接战争,中国军队没有和美国发生直接战争。讲发生的过程太复杂了,有几个基本的原因,如果从宏观角度看,难免有一点历史宿命的感觉。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一方面是美国如日中天;另一方面,在美国世界地位上升到最高峰阶段,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阶段。两个国家都充满了自信,中国人对自己的新国家,在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领导下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向往,认为走苏联式道路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光辉前景,而且全世界一定会走这条道路,这是当时真实的想法,它在当时东亚地区影响非常大。
    从1943年开始,同盟国之间规划亚洲地区的局势。第一次规划是在开罗会议,当时东亚唯一参与的国家是中国,去的是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委员长。开罗会议后,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涉及到东亚规划的会议,包括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等。波茨坦会议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去的,那时美苏都秘密规划好了,而宋的主要任务不是解决复杂的地区问题,而是希望在中苏谈判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不要在苏联的压力上让步太多。他是在莫斯科谈判中苏条约期间去波茨坦开会的,他觉得苏联要价太高。中国那时候虽然是战胜国,最后中国跟苏联的问题怎么解决,要取决于美国、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协议。开罗会议后,中国被排除了。强烈排除中国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苏联,他的理由是没有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跟中国领导人直接谈判,会导致日苏战争爆发。第二个理由是三国首脑会议都要讨论欧洲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参与讨论欧洲事务。另一个反对的是英国,那时候英国有香港殖民地问题,丘吉尔说不能丢掉任何一块殖民地,这是祖宗给他留的财产,所以他不希望中国参与解决亚洲问题,在香港问题上也不希望给中国发言机会。结果开罗会议之后就没有中国的事情了,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第一天就同斯大林谈新的中苏条约签不签。毛泽东是希望签约的,斯大林很直率的告诉毛泽东,他担心会影响到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议中的其他问题,包括现在的日俄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后来1950年1月初,斯大林最后同意与中国结盟的时候,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说“去他的雅尔塔体系”。整个结盟过程,毛泽东是主动一方。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东亚地区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东亚这个地区的战后秩序因为中国国家的统一而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必须要做根本性改变。说历史有它的宿命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国家有欧洲那么大的规模,从四分五裂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要体现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一些特殊的诉求。
    中国领导人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就是有这样的理想,要把中国的经验推向世界,至少推向亚洲周边国家。这种观念的形成和苏联有重大的关系,如果一定要到历史中找根源,从理论上、意识形态角度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革命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苏联的政策是支援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际性的党,其历史使命不仅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解决世界的问题,但是这种使命感变为政策,就同苏联有直接的关系了。
    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根据我阅读的档案,是在1949年1月末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首次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即中国革命经验适用于亚洲地区。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他怎么会想到那么远。但是说中共的经验有普遍性,说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七届二中全会讨论过这件事情。中共中央真正决定承担这个责任,是在1949年6月下旬到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一次见面中跟刘少奇专门讲到这件事情。刘少奇是中共第二高位的领导人,带着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说,根据世界政治的发展规律,世界革命有一个从西方到东方转移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欧洲转移到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从苏联转移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就是世界革命中心了。斯大林是历史人物,现在新技术的发展使时间好像在加速运转,你们都觉得是很遥远的历史人物了,不知道斯大林当时的威信有多高。当时斯大林不同意,中国都不能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中国到处挂斯大林的像。毛泽东他们长期在中国农村根据地,对整个世界政治的了解很依赖苏联人的判断。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3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布文件,要支持亚洲地区革命运动,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责任。
    反观美国,这个时期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它不能接受这种改变。它和苏联的对抗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当时在海外,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战争没有打到本土,但美军在欧洲、太平洋,包括部分非洲,北非地区等,都有美国军队作战。美国在海外作战只讲军人是1250万,还不算一些“民事的”人员。军人里直接作战的按一般的统计是400万。太平洋战场100万,欧洲北非是300多万。对所有国家提供的作战物资不计其数,当时都说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国内工人要加班加点,食品热量摄入是限制的。当时可口可乐发展起来和管制政策有很大关系,该公司提出口号,让世界上任何地方作战的每一个美国士兵喝上一桶可口可乐,因此得到美国政府鼓励多配给糖。一个历史学家研究,美国文化影响的扩大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因为美国士兵到处打仗,非洲人通过可口可乐了解美国,因为到处扔可乐瓶子。美国这个国家本来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二次大战加强了这种使命感,加剧了美国人对外干预的冲动,要履行使命,维护各个地区的稳定,以及美国的世界地位的观念等等,都被强化了。有一本书《美利坚之弧: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这本书是2012年出版的,提出美国在世界的地位跟亚洲四场战争有关,菲律宾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菲律宾战争使美国世界地位上升的开端,打完太平洋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最高的时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段时间,是美国世界地位处在顶峰的时候。到了朝鲜战争就开始平行,到越南战争开始走下坡路。
    描述美国20世纪的历史,它的世界地位和在亚洲的战争有莫大的关系。按这个历史描述,战后初期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干预冲动最强的时期,是一个上升时期。为什么朝鲜战争一爆发后三天就决定全面干预,这么快的速度,跟美国内部酝酿的气氛有关。柏林危机在欧洲刚刚结束,朝鲜战争一旦爆发,给美国政策带来的冲击非常大,美国领导人认定是苏联在世界各条战线上发动进攻,是挑战二战后秩序的步骤之一,如果美国不加以遏制,苏联会在其他地区继续这样做。这个经验是什么?还是回到二次大战绥靖主义。当时的状态使美国宁愿动用它的世界优势地位,这个冲动非常强烈,它的顾忌当时是最少的,有点像冷战结束后成为独一无二世界大国时的冲动一样。
    中美两个国家处在这样的历史经历中,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具体的原因,这个具体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也是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顶峰的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双方都选择了搁置与对方的关系,当时要发展什么关系也不知道,当时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人主观意图来说,他们没有更多或者更积极的考虑这个关系,可能对这个关系未来会发生什么影响等完全没有历史经验,所以都选择搁置。在对抗的气氛下选择搁置关系,漂流到最后就可能变成一场对抗。
    经过研究,我现在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矛盾在那时候,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心目中确定不移一定走向敌对或者战争、军事冲突。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看现在公布的档案,最早毛泽东在1948年11月中旬就设想建国后和美国建交的问题。持续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建国后一个时期也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就是搁置。这里面的逻辑就没有不和美国建交的问题,而是不急于建交。他们对搁置关系有时间考虑,就是三到五年,结果这期间发生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对金日成来说预谋已久,对中国来说是突然发生,打了三年半,这个疙瘩解开花了30年。
    毛泽东1969年时讲过一段话,那时候他意识到中国的极左外交真的走不下去了,当时文革期间不可能扭转,有国内政治的需要,他跟身边几个资深领导人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是在讨论国际形势的一次碰头会上,原话“我们现在孤立了”,这就是当时他意识到中国的处境。但是文革决定了是不能停止的。
    尼克松1969年略晚一些时间在关岛讲话,说美国的世界地位下降了,世界出现了5个力量中心,原来是美国一家独大,现在是美国、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必须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由过去美国领导改变为寻求大国均势,美国在亚洲不能在每一个地方保卫每一个国家,参加每一场战斗,盟国必须承担起责任,即保卫他们自己的责任。是在这样一个双方对世界政治变化和各自外交地位的估计的共识基础上,才有了和解的开始。中美关系历史是有巧合的,例如1949年春季,毛泽东提出一边倒,还有一个“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思就是搁置中英美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把自己内部的事办完再说,这是毛泽东的表述方式。美国负责外交的国务卿艾奇逊1949年12月说,也就是同一年,对华政策就是“等待尘埃落定”。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国民政府垮台就像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必然会扬起一片尘土。等尘埃落定了,周围局面都清楚了,美国才能看清楚怎么跟新政权打交道,所以也是等等看。
    所以从1949到1969年20年的对抗,包括了搁置和后来达成必须要改善关系的共识等巧合。经验教训是:第一个搁置是搁不得的,不能长期搁置;第二是看历史机遇。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双方力量都在衰弱,都面临危险,需要在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中考虑双方关系,这也发生在同一年。1978年双方建交,历史机遇对中美两国都是稍纵即逝,必须要关注才能看到机遇所在。
    1978年5月,美国卡特总统做出决定,和中国展开建交谈判,到1978年10月做出最后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先于美越关系正常化。对中国来说,中国领导人在11月2日和3日,先是政治局,然后是邓小平,专门听中国外交部参与中美建交谈判汇报。邓小平11月3日确定,美国和中国建交是认真的,中美建交谈判才真的走上了日程。这不是哪一方想搞好就搞好,是有历史机遇的。邓小平非常重视,中美建交谈判中,他最后亲自参与,到最后留下一个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他对其他领导人说,这此谈判就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在台湾问题上最后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如果这次谈不成,建交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冷战结束后错过了多少机会,就是因为国内议程碰不上。
    中美建交到现在,中美两国有一个冲撞期、磨合期,和中国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也有关系。从革命运动胜利到最终找到一条现代化道路,花了很长时间;对美国来说,它是从二战后如日中天的地位到越战争,1972年中美和解,1973年美军从越南全部撤出,从最高顶点到向下低落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判断对于双方是机缘巧合,苏联对这个过程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选择了全球扩张。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国家解体,因为苏联、日本问题要专门谈,今天专讲中美。
    在大过程下,讲了一个不能搁置的问题,第二是讲机遇的问题,第三个中美关系在对抗和和解过程中,国内政治的特殊重要性。就是研究中美关系必须特别要看什么?看美国的国内政治,也要看中国的国内政治。从1972年到1978年,拖了这么长时间,在美国方面,重要的原因尼克松承诺他的第二任期解决建交问题,第二任期除了水门事件,他辞职了。副总统福特接任显然没有足够的威信来解决这个问题,中方也看到美国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处理这个问题。
    在中国方面,1973年11月,就是基辛格那次访华后,毛泽东对会谈情况不满意,不久开展了批判周恩来的运动,说周恩来跟基辛格会谈中有右倾。他认为军事领域表现不够强。如果研究中外关系,一定要把中国作为专门的对象来研究,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生长在这个地方,就以为不进行专业性研究,不掌握专门的知识,自己就一定比一个外国人了解中国,这在逻辑上不成立的,经验上也不能证明的。不要以为自己天然的就懂中国,跟外国人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他可能讲的不对,但是都要自己研究过的中国知识解读和分析、解构,没有天然就可以的。这都是很复杂的政治问题,周恩来一出来,对他身边的人落泪,根据文革结束后,周恩来说,我每句话都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的,不知道错在哪儿,但是还要做检讨。后来结合批判林彪,周恩来是以批判林彪极左,对文革造成的乱局进行整顿;毛泽东说林彪形左实右,从批左变成了批右,就是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气氛下,也无法跟美国谈判。例如那时候发生的“蜗牛事件”。美国有一个康宁公司,他们送人最好的就是玻璃烧的蜗牛,是产品的LOGO。我去看过康宁的总部,里面很多玻璃展品,也摆着蜗牛。当时因为中美关系和解了,他们来做生意,给外贸部送了一个玻璃蜗牛,是很珍贵的礼物,专门烧制的。江青说,这是帝国主义讽刺中国。有人说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经验,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当时被极左批判为“爬行主义”,“爬行主义”的经典动作就是蜗牛或者蜥蜴,就像蜗牛那样爬行。她说在国内批评爬行主义,美国公司送我们一只蜗牛就是讽刺,你们没看出来还敢展览。这就是投降主义嘛。结果生意也不能做,很多思潮是有根有源的。然后就是开始批邓斗了,1975年开始批判邓小平,到1976年酿成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靠边站了,国内都在反右。
    显然,两国国内政治都是巨大问题,对中美关系来说,要想建立一个稳定的状态,控制两国国内政治对双方都是问题。不仅美国多元政治是问题,中国就是一元政治的情况下,国内政治也是问题。这是观察的重要视角,更不要说国内政治越来越多元的情况下,就更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
    中美建交,中国国内政治的推动作用就更大了,我认为中美建交,刚才我说的是双方有机缘巧合,两国都有重要的动机,都真诚、认真要完成建交的谈判。在美国,卡特总统是选择来选择去的,最后在旁人的规劝下和自己明智的抉择下,10月下旬决定先中美后美越,当时越南为了先与美国建交,做了很大的让步。美国和越南建交了,中美能不能谈下去都是问题,中国正准备“教训”越南人。我们从外交语言来说,这样讲“教训”当然不好。但当时话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要把国家战略转向以向西方学习为鲜明特征。当时邓小平10月份去日本,签约中日和平条约,回来听汇报时跟外交部的人说,谈判进程必须加快。美方是认真的,那这个谈判进程必须加快,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不完全是反苏的安全角度。然后他就去了新加坡、泰国等几个国家访问。回来开中共中央全会,为11月三中全会做准备。主持这个会议期间,12月3日还是5日,让外交部参加谈判的人向美方交底,他本人12月13日还是参加谈判,谈完两国要建交。对他来说,要为国家战略转变解决根本性的外部问题,所以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把建交这件事办完。为什么说中美建交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中国,而中国主要来自国内,这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基本经验,就是说我们应该观察什么。对于美国也面临同样的国内问题。卡特总统的特点也是很突出的,这是他一生中总会谈到的,引为自豪的外交成就。他到现在也对中美关系也持积极的看法,一直在推动中美关系。
    概括起来说,在中美前20年对抗的过程中,导致中美关系对抗的那几个基本问题,对于观察后30多年中美的合作同样也是重要的。这几个基本问题的存在,哪方面出问题,中美关系就会出现波动,前20年对抗出现的问题也是后来观察中美合作30多年的基本因素。现在出现了变化,从第一个角度来说,在邓小平时代确定了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现在不这么提了,把周边提到第一位。这是要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客观现实。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就是稳定中美关系,甚至改善和推进中美关系。到现在为止,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上都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在外交领域和则两立,斗则两伤,谁也离不开谁,互相有很多矛盾,但是基本格局还是这个局面。在各个时期,两国国内政治都会冲击双边关系,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方向不改变,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主要外部条件,没有人会否认的一点,或者说这是基本共识。
    总之,谈东亚秩序的演变为什么要谈中美关系?东亚秩序从中国内战开始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持续不断,一直到1975年,研究哪一场战争都不能脱离中美之间的对抗来谈。持续到冷战后30年,这个地区为什么稳定,和中美保持合作有莫大的关系。现在回过头来,从中美建交是一个根本性的地区安全秩序的转变,大致上讲三个重大事件,没有时间讲那么具体,后30年中美之间发生太多事。大事件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还有一个国内的天安门事件,这几个大事件冲击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巨大动荡,整个东亚地区处在不稳定过程中,磨合期。但是中美度过了危机和动荡,1997、1998年实现领导人高层互访,后面基本上稳定。第二个重大事件,经过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一轮增长和繁荣,导致了东亚地区在全球中整体地位的大幅度上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很大,稍微发展快一点,就会变成巨大的经济体。第三个重大事件,我们切身感觉到中国世界地位的快速增高。一般学术界说中国快速崛起。首先感受到中国体量大幅增大、增强的还是亚太地区,所以亚太地区现在各种力量处在调整过程中,未来怎么发展,是引起我观察和思考过去的原因。上述几个大的事件伴随着很多具体的地区问题的调整,现在比较突出的是贸易问题,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币汇率、股市,一堆的内部问题。我们看几个变化,现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抉择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不知道,但是中国终归要做一个选择。中国本身就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重大变化的要素,其他国家也会根据中国的政策、中国的行为和各种各样的后果,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最终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会演变成什么样,还是要归结到这个秩序得以出现的基础,即在开始部分谈的,就是还能不能坚持“都不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原则。这是底线,不是理想,理想是共同体,底线就是不要在这个地区搞权势斗争,互相在解读对方的行为时,要做非常仔细的分析。历史上有时在互相误读,“中美战略互疑”的危险或者说可能带来的长远后果,就是互相对对方的意图误读,使原有的基础共识消失了;如果能够继续维持这个共识,东亚的稳定与和平还是很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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